首页 -> 2007年第6期
背叛遗嘱的人
作者：苏友贞
然而就在哈代自以为“终身”已有寄托的时候，崇拜他的超级“粉丝”科克雷尔 (Sydney Cockerell) 却正积极地运用关系打通渠道，一心争取把他葬在名家群聚的西敏寺中的“诗人角落”(Poets’ Corner)里。对于科克雷尔而言，像哈代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葬在西敏寺以供后人瞻仰，才是符合他身份与成就的归宿，怎能让这位大作家葬在像多尔切斯特 (Dorchester) 那样的小地方呢？
但是由于空间有限，西敏寺的诗人角落所能容葬的只有入坛的骨灰，也就是说，要葬在西敏寺，哈代的遗体必先被火化。这当然不是哈代曾为自己想象过的结局，也很难说这会不会是他所愿意有的下场。然而，事情却还不只有火化这一桩。哈代的家乡好不容易出了一位名人，怎肯错过拥有他墓地的机会。斯廷斯福德教堂本着哈代遗嘱中的指示以及哈代家人的支持，力争自己该有的一份。在你来我往的协商之后，众人终于做下了一个通通有奖的决定──哈代的骨灰归西敏寺，而他那颗象征着爱的心脏则可安葬在家乡的墓园里。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在哈代生前为之服务的曼医生 (Dr．Mann) 带着另外一位外科医生，前往哈代的家中动刀取心。挖出的心脏被放在一个饼干盒子里，不知何故曼医生却决定把这盒心脏先带回自己家中，然后再移往将入土的棺木之内。据说放在曼医生橱柜上的饼干盒却不幸被家里的猫儿打翻，从盒子里掉出来的心脏还被那只动物胡乱抓打了一番。 虽然曼医生对此一再否认，有关哈代遗体的各种恐怖传说，却不停地在多尔切斯特的乡间蔓延。
最终，哈代不但没有归终于他一心向往的静懿田园，还承受了自己一生从未想象过的剖腹挖心与烈火燃烧的对待。所为何来呢？只是因为崇拜他的人认为他是英国的光荣，按照科克雷尔的说法，他是“属于英国人民”的，因此他本人那卑微的遗愿不能被允许，即使要动刀放火，也非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也绝对要有一个可供众人瞻仰与礼敬的安身之所。
其实在历史上，遗体强被“国有化”的伟人，为数极多，哈代不是第一位，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位。肖邦在法国去世后，他的心脏也被挖出，由他的妹妹送回波兰，好使“祖国”的同胞能有机会表现他们对这位“国宝”的崇敬。
十多年前张爱玲去世时，虽然没有人建议要挖出她的心脏送回祖国，但也有无数张迷坚持不能理会张爱玲自己所要求的低调后事处理，而非要有一个“适合”张爱玲身份的隆重葬礼，幸亏一组有智慧的治丧委员力排众议，坚持按照当事人的意愿行事，张爱玲才能免受一场对她而言和剖腹挖心同样可怕的观瞻遗容、上香敬礼的伧俗葬礼。
张迷七嘴八舌地争论着该如何安葬张爱玲的那一年，我正巧读到了昆德拉才被英译的新书《被背叛的遗嘱》，全书讲的是遗嘱的被背叛，描述的就是那些以堂皇之理由而蔑视死者意愿的行为。虽然遗嘱背叛者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死者的福祉 (为他死后的殊荣)，但他们所坚持的，却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价值──比如说名声、地位、万古流芳、厚礼大葬等等，却完全没有考虑这是否也是死者想要的。以普遍世俗的价值强加于有个别性格的死者身上，这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将一有独特好恶的个体，转变为一仅具仪典意义的象征与符号，也就是把主体变成为客体，把人变为物件。
对于这样的行为，昆德拉做了毫不留情的挞伐：“不论将死者当成无用的废物来处理，或是当成一种有用的象征来崇拜，显现的都是同样的、对死者独立人格的污蔑。”
反过来说，那么又是何种动力使我们选择忠实于死者所托付于我们的遗嘱呢？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有时愿意撇开自己的价值与意愿，而遵循我们并不能十分同意的死者的遗愿？是出于责任？是出于法律上的顾忌？还是出于来世报应的恐惧？昆德拉认为都不是，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实践死者的遗愿──即使我们不能同意那些遗愿──是出于对死者的爱。他以十分动人的笔触描述了这样的爱。因为我们对死者与对他的记忆有着如是的珍爱，所以我们不但不能用过去式来描述他，更不能接受他已不存在，这爱使我们强烈地企图保有死者独立的人格，就好像他还活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如果死者还在我们身边的感觉是那样的真确，我们怎可能会要拂逆他的愿望？
但是崇拜哈代的科克雷尔、热爱肖邦的波兰人或者把张爱玲当神的张迷，难道不正认为自己是最爱死者的人吗？那爱驱使着他们将最高的荣耀加在死者的身上，也驱使着他们为死者建立永恒被礼敬的庙堂。所不同的是，这种爱并不是对一个个人具体的爱，而是对那人所象征的价值的爱。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那是一种灭绝了死者独立人格以建构象征的过程，在他的眼中，这无异于把死者当成废物处理，因为废物与符号象征都是没有生命与个别性的。
偶像崇拜所满足的常是崇拜者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被崇拜者的需要。
因此，我也很不能原谅一位丈夫不顾妻子再三的交代，而在她的丧礼上开棺让人瞻仰她的遗容。他说是为了让朋友有个与亡妻道别的机会，但她一生羞怯内向，这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一种暴露，所以会在生前交代丈夫千万不要有开棺瞻仰的仪式。在死去的妻子不能言语的情况下，丈夫为了其他现实的考量，而牺牲了妻子曾做过的最基本的要求，这是一种背叛，正因为这是妻子活着的时候，丈夫不可能会做的事。
但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昆德拉所谴责的，却并不只是在对“遗体”处理上的背叛，更重要的是显现在对“遗作”处理上的背叛。在昆德拉的价值体系中，这两者并无分别，出版死者遗稿、私人信件、删改中的手稿或是死者指示要销毁的文件等，和不遵照死者对葬仪的指示一样，都是对遗嘱的背叛。在这样的行为准则下，昆德拉用了大量的篇幅，严厉地批评了被卡夫卡学者视为英雄的布罗德(Max Brod)。昆德拉把布罗德视作一位最终极的、背叛遗嘱的人。
熟悉卡夫卡生平的人都知道，布罗德就是那位没有遵照卡夫卡嘱咐将其遗稿全部烧毁的人。布罗德不但没有烧毁卡夫卡留下的手稿，还从抽屉中搜罗出了所有卡夫卡写过的文字，包括私人信件与日记，一律付梓。对于喜爱卡夫卡作品的人而言，布罗德无疑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抢救下了这些文学上的杰作。更也有人会认为布罗德是卡夫卡真正的朋友，要不是因为他的“背叛”，卡夫卡也许早在文学史上销声匿迹。如此言说，好似卡夫卡还应该为自己迟来的身后之名而感激这位背叛者。
如果以文学史为着眼点，而牺牲掉卡夫卡个人的意愿，布罗德也许是有他的功劳与贡献的。但这贡献仍不足以为他开脱掉背叛的罪名，或稍改他行为中背叛的本质。在两种价值的冲突里，我们最多也只能说，布罗德为了文学而情愿负载背叛的罪名。虽然昆德拉也不得不承认布罗德没有付诸火焰的两部长篇小说，的确是伟大的传世之作，但在喜爱这些作品之余，他仍毫不保留地指控布罗德为一背叛者。对昆德拉而言，布罗德的背叛并不只在于违逆了卡夫卡的信托，更重要的是，布罗德毫无鉴识而照单全收的出版方式，完全摧毁了卡夫卡一生所努力建构起的艺术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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