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瞻彼淇奥
作者：王振忠
这条高速公路通行的路线，与传统时代徽州人外出经商的陆路颇相接近。明清以来，除了新安江水路外，从徽州府沿着现在的徽杭公路沿线，陆路可以一直走到杭州。当时，从徽城（即歙县县城）走上二十里路，便可走到一个叫“章祁”的地方。“章祁”这个地名唐宋时代就已出现，而在明代徽商编纂的路程图记中，亦写作“章祁铺”，这说明此处地处交通要冲，原本是个官方设置的急递铺。
在徽州，章祁的“祁”字亦写作祈、岐或圻，均为界限的意思，而它前面所冠的“章”字，则是当地先住民的姓氏。章祁，原本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王家村”、“李家庄”之类的普通村落一样，并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地方。
不过，在唐代，这里发生的一件事，却使章祁及其周遭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新唐书》记载：“歙州野媪将为虎所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唐代的歙州，也就是北宋以后的徽州之前身。逐麇鹿、搏虎豹，通常都被视作力士所为，非有绝大勇气不可。故此，歙州幼女搏虎险胜的事迹，便显得格外瞩目。
稍后，这个故事的细节逐渐变得更为具体、丰满——歙县人章顶（一作章预）有两个女儿，与母亲程氏一起登山采桑。当时的自然生态想必远较现在为好，但未开发地带的周遭环境也随时隐藏着危险。忽然闯出的一只吊睛白额虎当头扑来，母亲程氏被虎一口衔住，情急之下，章家二女奋力扑打，结果竟赶走庞然大物，将母亲救下。此事被歙州刺史刘赞得知，后者对她们褒奖有加，不仅蠲免了户税，而且还将章氏所居的合阳乡改名为“孝女乡”，以表彰其人的事迹。后来，观察使韩因刘赞治下出现了这样的义民异行，也上奏皇帝，皇帝遂下诏褒奖，并升了刘赞的官……
章氏二女的事迹，给后世的歙南地域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是“孝女乡”之名一直沿袭了下来，直到明清，不仅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而且在民间的宗教科仪中，“孝女乡”的名称也仍然频繁出现。
在提倡孝道的传统时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名在地志祀典，而章氏二女巾帼有胜须眉的事迹，无疑是个极佳的典型。遗存迄今、徽州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南宋罗愿《淳熙新安志》中就列有“章氏二女”之传记。及至元代，著名学者郑玉作有长篇的《章氏二孝女庙记》，指出：徽州府城南二十里，“若桥，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孝女村南五里有山，曰二姑岭（亦称义姑岭），上有孝女之庙，但到郑玉的时代，该庙已颓然就废。为了兴废继绝，南里洪节夫在村旁的青山庵之前轩四楹，塑造了孝女的肖像，购置了田产，作为提供香灯的费用，并让住庵的章氏之孙觉旺全权掌管。为此，郑玉还呈请官府，请求按照国家的礼仪岁时致祭。郑玉此举，是鉴于章氏二女搏虎救母，其义行足以化民成俗。当年，郑玉曾走访孝女村，当地的父老犹能历历如绘地讲述孝女的事迹，对此，郑玉“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他赋诗三章：
嗟弱质兮，发至勇兮至仁，
鬼神兮感动，猛兽兮服驯。
山高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洄，
山高水深兮天宇开，双鹤交飞兮孝女来。
生人兮林林，习俗兮日以沉，
仰遗风兮如在，慨千载兮良心。
“”系指和悦而能直言之貌，这里是说章氏二女以孱弱和顺之质，在亲人陡然遭遇不测的一刹那，凭借至仁的天性，迸发出天底下最为刚猛的勇气，这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难怪连百兽之王至灵之物也不得不俯首帖耳。
我曾数度徘徊于章祁、孝女村山后，眼前低矮的山坡，绝想不到此处当年会是藏龙卧虎之地……
歙南地处低山丘陵地区，现代的徽杭高速公路让此处成为一片坦途，极目望去，田畴桑柘，阡陌纵横。不过，遥想郑玉生活的年代，森森树木掩映之下，义姑岭显得山高崔嵬，附近如今缓缓流淌的大坑水，当年可能也显得极为深邃。这种山高水深的意象，亦不排除郑氏刻意营造出的对孝女敬仰的氛围。郑玉似乎在描摹孝女庙中对章氏二女形象之塑造——山高水深的背景下，天花飞舞，云气缤纷。云端中隐隐飘出一阵仙乐，两只仙鹤翱翔天宇，翼护着兰心蕙性的孝女从天而降……或许，当年的孝女庙金窗玉槛，幢幡宝盖，法鼓金铙，香烟氤氲。郑玉鉴于元季的礼崩乐坏、习俗颓靡，颇以人心世道为忧，亟思有以维持补救，于是便想到孝女的事迹，不禁感慨系之……
不过，元代的树碑立传，并未能长久维持。从方志的记载来看，明朝万历年间，歙县县令刘伸曾捐廉重修青山庵孝女庙，自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可能是由于历代重建的孝女庙基本上是倚赖官府的提倡与资助，一旦人亡自然政息，香烟冷落，殿庭荒凉，也就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
在唐代，章氏二女被视作孝女。而在南宋《淳熙新安志》中，章氏二女则被列为“义民”，所谓义民，根据作者罗愿的诠释，也就是“笃行之民”。及至元代，理学家更将她们塑造成犹如天仙般的人物。到了明清时期，章氏二女又被列入“列女”。对此，乾隆《歙县志》称：“歙称闺门邹鲁，盖山川清淑之气所独钟，抑亦程朱之教泽至今犹未泯也。”在素称“程朱阙里”的徽州，人们于章氏二女的事迹中，愈益强调她们的终身不嫁，奉事母亲。由此看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章氏孝女成了一个不断被形塑的象征符号，而其重塑过程则与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章氏孝女愈益成为矜式闾里、劝化桑梓的圣女，这引发了其他家族的艳羡和竞相效仿，于是，在徽州的一些家族中，也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孝行。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歙县棠樾的鲍氏——宋末，歙西一带萑苻啸聚，时肇祸衅。鲍氏九世祖寿孙当寇乱之际，以父宗岩为贼所执，缚于附近的龙山，行将处死。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去死。而鲍宗岩则以“子奉先祀，岂可杀之”为由，竭力劝阻。结果，父子二人争相受刃。……或许是父慈子孝感天动地，据说，霎时间，“山风怒号，骇震林谷”，乱贼相顾惊愕，最后只能将他们二人平安释放。为此，棠樾一带于明朝永乐年间被改称为“慈孝里”，鲍氏族人更在村中建起了慈孝里坊（这就是迄今尚存的棠樾牌坊群中的七座牌坊之一）。及至清代，乾隆亦曾御书一联“慈孝天下无双里，衮绣江南第一乡”，予以表彰。其实，这一故事框架与章氏二孝女的事迹极相类似，只不过两个故事中的施虐者，一是自然界的庞然大物，一是人间的乱臣贼子罢了。
关于鲍宗岩父子，明代中后期，一位叫鲍泰的文人撰写了一篇《龙山庙记》，他追述往迹，怃然长叹：
邑孝女乡双庙祀唐章预二女史，书其搏虎救母，旌而祀之，曰孝女庙。先子常以其事追念先世未有知求孝女例为孝子庙，而徒为龙山庙也！（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木堂刻本《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一百九十一）
显然，对于鲍宗岩父慈子孝事迹之宣扬，鲍氏后人似乎仍感意犹未尽。龙山位于棠樾村畔，乡人认为，危急关头风号贼散，冥冥之中显有神灵佑护，于是就在龙山之巅设坛建庙，每年春秋两次致祭。在他看来，祖先的事迹不仅令后昆引领怀想仰止心向，而且还明载史册举世观瞻，但如果当年能模仿章氏孝女之成例而在龙山上兴建孝子庙，引入国家祀典加以祭祀，从而得到官方的认同，那样，对于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其实，孝女庙的渊源很早，或许可以上溯至唐代。唐代是徽州社会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徽州府的前身歙州虽产生于稍早的隋代，但后世一州（府）六县的格局却基本上奠定于此时。徽州府最为重要的地方神“汪公大帝”之原型汪华，也是隋末唐初时人。及至明清时代，徽州的一些强宗巨族，纷纷将祖先中的名人（或虚构的名人）之专祠转化为宗祠、统宗祠，完成了宗族的统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传统文化资源上的共享，从而增强了宗族自身的竞争能力，进而加强了对于地域社会的控制。而歙南的章氏却未能利用先声夺人的传统文化资源，从而坐失了这样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