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
作者：曾昭奋
但是回国之后，一切仍很顺利。她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建筑系党总支副书记。在业务方面，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住宅方面。一九五八年，苏联举办莫斯科西南区九号居住街坊规划设计国际竞赛，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联合组成一个规划设计小组参赛。李先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兼有留苏经历和对苏联住宅建设的研究和把握，使她成为这次参赛的领军人物。她为此又三次赴苏，领着参赛人员亲临莫斯科西南区现场踏勘规划建设用地、考察苏联的住房构件预制工厂和住宅工业化施工现场。最后，中国的参赛方案荣获二等奖。
参加国际设计竞赛，在各国建筑师间，已成为可以自由参与的学术和经验交流的盛大节日。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年三十二年间，中国建筑师只是在有关单位的允许和组织下，参加过两次国际竞赛。除了苏联这一次外，还有一次是参加了古巴举办的吉隆滩胜利纪念碑设计竞赛。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发展中国家城市住宅规划设计竞赛，有四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参加，中国台湾、香港的建筑师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裔建筑师也参加了竞赛，但中国大陆的建筑师却没有露面。一九八○年，西安青年建筑师曹希曾，自作主张、自寄设计方案参加了日本举办的“国家住宅设计”国际竞赛，获佳作奖。得知这个从外面传来的消息，我曾以一个小集体的名义写信向他祝贺。但他当时从身旁听到的仍是数落他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出风头之类的声音。然而，国门已经打开，中国建筑师们，尤其是青年建筑师和学校中建筑学专业的师生们，往往奔走相告，主动、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国际设计竞赛。根据鄙人所作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六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建筑师和建筑系师生已有五十四人次在多次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奖。二十年来，更是群情踊跃，捷报频传。我们国家也频繁举办国际设计竞赛了。对建筑师来说，参赛获奖的场景和欢乐，真不亚于运动员荣获奥林匹克奖牌。
回头再说李德耀先生。一九五九年初在国际竞赛中获奖的喜悦还没有退去，她的家庭就在一次政治山崩中遭到沉重打击。一九五九年秋，庐山上打倒了彭德怀。在清华园，李德耀的丈夫周维垣同志也成了“反党分子”。周维垣与李德耀同年进入清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没有投身于自己学习的水利专业，而成为清华大学党委的主要干部。
一个革命家庭，顷刻间垮掉了一半。周维垣被撤职，被开除党籍。明里说是不搞株连，但李德耀同志同样交了厄运。她不再是政治工作中的活跃分子，专业工作也随着政治气候的冷暖而浮沉伸缩。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她参加了《城市型住宅》一书的撰写。对苏联城市住宅的了解和研究，使她在教学中，在这本书的撰写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城市居民的住宅需求方面曾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国有土地，福利分房，包括工业化标准化在内的强大的住房建设体系，是苏联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三大“法宝”。十多年前，李先生在给我介绍苏联的情况时说道：“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阔绰。到教授家去看看，他们也住得相当拥挤。”但苏联的住房政策，医疗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普及，对中国老百姓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文革”开始，本来李先生不是什么“当权派”，也还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同样受到冲击，遭到惩罚，其处境甚至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难堪，更狼狈。她被安排打扫清华学堂（当时的建筑系馆）的厕所，连男厕所也归她一个人打扫（上班时间，男厕所正常开门使用）。看来是一种故意的安排，是一种刁难与羞辱。整人之术，登峰造极。
“文革”结束之后，李德耀先生全力投入住宅的教学、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把社会问题、社会效益作为侧重点。建筑系的教师们这样议论说，张先生和她指导的研究生关注住宅的环境效益，李先生和她的研究生关注社会效益，吕先生和她的研究生关注经济效益。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有点以偏概全，但也说明三位先生的学术成就，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人口多，建设用地紧张，各种资源和土地的消耗，都潜藏着危机。李先生认为，许多国家的住宅问题，主要就是社会问题，中国也是如此。在她的论著中，在她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可以看到对这一观点的阐述。举凡居住环境居住空间的亲和性、私密性、领域感，是否具有认同感、安全感、传统生活氛围与和谐，以至于已经普遍出现的住宅短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等，都是十分现实十分迫切的问题。九十年代中期，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她便忧心忡忡地说：“房地产市场一哄而起，如何制止？”所表现的忧虑，正是她多年关注住宅社会问题的必然反应。而当时，包括鄙人在内，许多人对房地产市场的兴起，还抱着乐观、天真的幻想。
假如说，张先生关于住宅问题的学问和创见，更多来自她对欧美各国的观察和研究，那么，李先生关于住宅问题的忧患意识，则来自于她对苏联同一领域的熟识与思考。“住”和“食”，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带有许多共性。“住”的合理解决，必须依靠负责任的政府（权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智慧）和社会各单位的通力合作。把这个国计民生的大事，交由房地产商去主导、去炒作，是政府的失职。
三位女学者中，吕俊华排行第三，年龄最小，今年七十四岁。一九五三年从南京工学院（从前曾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现在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来清华建筑系当研究生。回首往事，她特别提起华揽洪先生，对华先生充满敬意。
华揽洪先生有一半法兰西血统，但他对中国充满着真诚的爱。他于一九一六年生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去法国，一九四二年获法国“国家建筑师”文凭，一九五一年回到出生地，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建筑设计和理论方面都表现出智慧与才华。一九五七年，华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他所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立即由原先受到肯定赞扬变成了横蛮无理的批判。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逼迫，在业务上所受到的钳制，可能比别的右派分子更厉害。一九七六年，华先生和大伙一起走上长安街，欢庆“四人帮”的覆灭，一九七七年退休，移居巴黎，继续为中国、为中法友谊，做出新的贡献。一九九四年，北京儿童医院建院四十周年，特邀华先生回来参加庆典。那个现在仍在照常使用、曾受到赞扬又受到批判的儿童医院，是他留在祖国的一座纪念碑。
吕先生回忆说，当年她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清华学堂走廊上展出了包括她在内的新入学的研究生的第一个城市住宅规划、设计作业。刚好华先生来建筑系讲学。梁思成先生和吴良镛先生特意请华先生参观、评价，并希望他帮忙培养建筑系的研究生。参观过程中，吕俊华的作业受到华先生的关注和称赞。华先生当即表示愿意让这位研究生到他设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住宅研究所当助手。过了几天，吕俊华遵约来到华先生的工作室。华先生一见，“啊，您原来是一位女同学呀！”但仍高兴地叫吕俊华留下，并让她立即动手完成自己刚刚开了头的一个住宅区规划设计方案。不久，华先生高兴地接收吕俊华为自己的助手和研究生。那个最后在华先生指导下完善、完成的住宅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方案顺利投入施工，那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北京崇文门外的幸福村。许多原来居住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地盘上的老居民，在政府的安排下，愉快地迁居于此，重组成一个幸福而和谐的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