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头顶的星空和身边的日子
作者：韦 兵
黄先生通过星占和择日这两个视角来切入问题，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天文历法作为一种知识在古代社会不同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形态。由于不同层面关注问题的重点不一样，不同阶层的人抱着不同的初始目的切人对天文历法知识的理解，他们只是选取这种知识中对他们最“有用”的部分，结合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发展出天文历法在这一层面的知识形态，并与社会生活产生密切的互动，这就是所谓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社会形态学”。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不同知识形态是人们建构关于生活世界的时空表象(representation)的结果：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必然要求面对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只有面对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人们的观念、行为才可以避免疯狂和无序；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中，那么观念和行为都将变得不可预期，合作与交流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就失去存在的基础。天文历法就是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时间、空间做出规定，建构起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坐标。
无论宏伟的政治抱负还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时空坐标的预设中展开的。从王朝政治的层面讲，世俗世界权力结构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种预设上面，自上古时代起，古人就从星空的运行中寻找世俗权力的基础，并力图证明世俗权力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和日月运行、四季更替一样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以此神化世俗权力，从而建立起一套解释宇宙生成演变，论证世俗权力合理性的政治神学。从生活日用的层面讲，不同民族都有认识、划分时空的方式，借此建立起生活的坐标，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可预知的、可理解的世界。《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中的星占和择日就对应这两个层面的知识。
星占：王朝政治层面的天文历法知识
皇帝关注的是天象、正朔所表现出来的天命归依、皇帝权威、王朝安危、战争胜负等问题，这些由王朝占星术和布告正朔这两种方式提供一种解答，这是天文历法在帝国政治层面表现出来的知识形态的特点。帝王是上天意志的代表，其权力的神圣性、合法性都源于上天神授，帝王与上天以天人感应的方式建立交流联系，天象就是上天意志的表征，天象的变化代表了帝王自上天获得的神圣权力的拥有或丧失，天象还时时以祥瑞或灾异昭示帝王施政中的得先朝廷建立专门的机构观测天象，解释星象，以理解上天的意志。帝王每年颁布历法，规定正朔，表明帝王拥有代表上天宣布时间节律的权力，并在这种时间节律的重要时间点，如冬至、元正等，每年进行祭祀天地的仪式，不断确认帝王与上天的联系。同时，通过将皇帝生日、忌日(圣节、国忌)编排到历法中，王朝政治性的特殊日子由此纳入时间编排体系，成为神圣宇宙规律的一部分。普天之下都要依照王朝历法所制定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并依靠文治武功将王朝历法推行远方，奉正朔成为王朝治权实现的重要标志。这使天文历法在王朝政治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政治神学的知识形态。
天文历法首先提供了王朝合法性以及皇权至上的天命理由，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下，每当新王朝建立都要从天象中寻求新朝取代旧朝的天命合法性，天象代表上天意志，表明新朝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天意志，是天命所归。历代的王朝更替都与天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新旧王朝更替中的舆论声势，还是后来对这一事件的历史书写，无不关注当时的天象。比如五星聚天象，它是指五大行星从地上观测在天上相去不远地排成一线，要求在三十三度范围以内，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天文现象，古代星占认为五星聚是改朝换代的征兆，武王伐纣、齐桓称霸、汉朝兴起、安史之乱、宋朝建立等许多王朝更替事件都与五星聚相附会，但据黄一农研究，从公元前二○○○年到公元二○○○年的四千年中，可以肉眼观测到的五星聚仅四十次，而汉初至清观测条件最佳的十六次五星聚未见纪录，而纪录的十三次很多肉眼无法观测，或位置超过三十度。古代天象能否载入史册，不仅是一个观测技术的问题，更要服从政治需要。公元前一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五星在七度内，吕后临朝；公元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六度以内，此后几天韦后杀中宗。由于政治原因，这两次可见的五星聚天象均未见记载。
古代世界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中，天象运行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与世俗政治紧密相关，天变是古代政治的一个强大塑造力量，政治格局与政治运作都会受到天变的影响，政治运作中人们巧妙地运用天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各派势力都借助天变来打击对手，争夺权力，甚至不惜编造并不存在的假天象来达到目的。黄一农的研究表明历代文献中的二十三次荧惑守心纪录经验证其中十七次均不曾发生，而自西汉以来实际应发生的近四十次荧惑守心却多未见记载。汉成帝绥和二年迫使丞相翟方进自杀的荧惑守心天象，据黄一农的研究就是当时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伪造的一个天象。王朝星占中隐瞒天象和伪造天象使天文对政治的影响变得非常复杂，黄先生对五星聚、荧惑守心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天文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择日：民间层面的天文历法知识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天文历法知识就是他们生活日用中趋吉避凶的择日选择之术，这在今天被认为是迷信和术数的东西，其中反映了人们对生存世界的不确定性的焦虑，是支配当时人们行为的重要观念。复杂的择日术，是希望选择恰当的时间、恰当的空间去做恰当的事情，以消除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敦煌遗书P．3403雍熙三年具注历序中就有告诫人们谨慎择日的话：“愚人起造择星历，凶日害主阎罗责；即招使者唤君来，铜枷铁杖棒君脊。”择日选择术从先秦到当代，一直顽强地存在于民间社会，并发展为一整套庞杂的知识和信仰，寄托了人们最质朴的愿望，从中我们接触到了各个时代人们内心世界中最真实的焦虑和愿望，而正是这些焦虑和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黄先生收集了两百余种清以前刊印的历日和通书，清理了其中神煞体系和历书形式的变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生动的以术数为特点的民间天文学的世界，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当时人们的生活与信仰。
黄先生研究尹湾汉墓简牍时发现其中有大量涉及择日术的内容，墓主人师饶为东海郡功曹吏，可能由于经常“出差”，选择吉日出行就很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