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高加索:想象的变迁与歧路

作者:周湘鲁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高加索曾经是个遥远模糊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它开始频繁现于报端,伴随这个地名的总是劫持、暗杀、袭击、爆炸等血腥的字眼。从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战争中城市狼藉、乡村凋敝,坦克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占满电视画面,孩子们身体残缺,瞪着惊恐的双眼望着镜头。再后来,这幅画面上又增加了一些更加令人惊骇的图景:针对平民的爆炸案,大规模的人质绑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些身绑炸药的“黑寡妇”。车臣恐怖分子,战争,混乱,死亡——如果说这就是今日的“高加索想象”,应当不会有人反对吧。
  高加索在十八世纪之前并非俄国领土,十八世纪中期,种种因缘际会,车臣地区成为沙俄地缘政治中一颗重要的棋子。耗费大量财力和生命之后,一八五九年车臣并入俄罗斯版图。但是兵戈并未就此止息,车臣人随后多次发动大规模起义。可以说,自从二百多年前俄罗斯与车臣相遇,纷争和是非就不曾止歇。即便在苏联成立后的二十世纪,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也都看得见车臣人的身影。
  但高加索的形象并非一直如今天这样糟糕。对于熟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高加索并不陌生。普希金、莱蒙托夫都曾因诗获罪,发配边疆。在沙俄帝国时代,这个“边疆”往往就是高加索。这些诗人都曾经在高加索生活过不短的时间。十九世纪初,俄国人建立了坚固的要塞,但要塞之外散居着异教徒、野蛮人,他们生性剽悍,熟悉地形,更主要的是,他们仇恨入侵者俄罗斯人。尽管俄军力量上占优,但是在要塞堡垒之外,俄军士兵随时可能被偷袭丧命。尽管如此,高加索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俄罗斯诗人来说是个险恶之余充满浪漫气氛的空间。
  
  高加索:美丽的异族少女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被发配到战争中的高加索,但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高加索壮丽的山峦。俄罗斯领土广大,但作为文化中心的欧洲部分坐落于平原之上。俄罗斯的旷野上,目力所及尽是平缓起伏的草地和森林,宽阔而水流平缓的大河。高加索的崇山峻岭对长期生活在北方平原的俄罗斯人来说,充满异国情调。诗人的心对美是敏感的,他们被雄浑的景色深深震撼,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
  诗人们笔下的高加索,大自然透着桀骜不驯的气息,没有文明雕琢的痕迹,山民们野蛮残忍,但独具纯朴之美,天性无拘无束。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被推到次要位置,只是故事的背景,有时干脆被忽略不计。普希金有一组“南方组诗”,《强盗兄弟》、《茨冈》、《巴赫奇萨拉伊喷泉》等,其中的丛山密林、浪迹在大草原上的茨冈人、土耳其风格的奢华王宫、美艳的妃嫔——展示着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居民热烈绚烂的“南方想象”。高加索也是这“南方”、“异域”的一部分。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俘虏》也属于“南方组诗”的创作。故事中,年轻的俄罗斯贵族军官在与高加索山民的交战中被俘。年轻人喜欢上了善良美丽的切尔克斯少女,少女也对英俊文雅的异族俘虏暗生情愫。少女放走了俘虏,尽管知道俄国军官真正爱的并不是她。随后,伤心的少女投水自尽。诗中的男主人公身上带有十九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典型“男主人公”深深的烙印:受民主潮流的熏陶,痛恨沙皇专制,仇视思想禁锢,厌恶虚伪道德。与生活在美丽大自然中的异族少女的爱情寄寓着他们对自由,对真善美的渴求和想象。《高加索俘虏》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具有此类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冒险经历,异域风情,爱情,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
  十九世纪关于高加索的名篇还有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在小说开头,叙述者正在前往高加索驻地的路上。旅途艰难,但他被沿路景色的绮丽壮观深深震撼,相信每一位读者都难以忘怀。
  在《当代英雄》的五个故事中,最脍炙人口的是《贝拉》。这又是一个俄国贵族青年与高加索少女的爱情悲剧。毕巧林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当地少女贝拉。他将贝拉当作猎物劫掠回来。男主人公用温情打动了贝拉,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但毕巧林患有那个年代许多有思想、有头脑的俄国青年都为之痛苦的“时代病”——厌倦现实,情感冷漠,道德淡薄。早已厌倦贵族小姐矫揉造作的他很快又厌倦了贝拉的单纯,最终导致了贝拉的死亡。《当代英雄》中的贝拉比《高加索俘虏》中的少女多了一些自然的野性,但也不过如同一头美丽温驯的小兽,对文明世界一无所知,只会用忍耐回应命运的不公。故事的结尾,毕巧林怀着内疚和自责继续他的旅程,而抛在身后的高加索留给他的回忆是壮丽的自然风光和长着“小鹿”一样柔顺善良眼睛的少女贝拉。
  俄罗斯初见高加索,在文学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正如普希金所说:
  诗的女神啊,幻想的伴侣,/就这样,向着亚细亚的边远,/她轻轻飞去,以高加索的/野花,编成自己的冠冕。
  ——普希金,39
  炮火并未让诗情稍减,民族仇恨也没有污染诗人的目光,高加索令人惊讶迷醉。然而,透过笼罩在高加索山上扑朔迷离的浪漫主义迷雾,透过这理想化的高加索形象,其实也不难看出某种纠结不清的矛盾心态。这时的俄罗斯,是高加索文化和武力上的征服者,俄罗斯军官与高加索少女的恋情恰是两者之间关系在文学中的折射。这是“文明逆子”与“自然之女”的恋爱,前者对后者的爱恋中有一份潜意识的居高临下;两者的关系在浪漫光环之下总需要牺牲和伤害,受害的总是后者。被少女所吸引的男主人公一面唾弃败坏的文明,一面在面对未开化的野蛮民族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文化优越感;少女的淳朴动人与她父兄的野蛮互相补充,共同诠释着与文明对立的自然和原始,男主人公一面向往自然生存状态的美好,一面对原始生存状态的无序恐惧拒斥。山野中成长的少女是这片崇山峻岭的化身,陌生而又美丽。这时的高加索是阴性的,在高加索少女与贵族男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她被动而柔弱,总是无辜受难、自我牺牲的一方。
  
  炮火中的高加索:难以消弭的创痛
  
  在或大或小的冲突中,俄罗斯和高加索走入了二十世纪。十月革命后,高加索成为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高加索浪漫的形象被保留下来,冲突和矛盾也在民族团结的遮蔽下不再进入公众的视野。在普通苏联公民看来,高加索是引人入胜的南方疗养地,是众多电影的外景拍摄地。至今,我们还能从许多经典老片里看到高加索的倩影。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俄罗斯人突然被迫重新审视高加索,重新审视普希金的那个高加索,带着苦涩的笑容和沉重的心情。
  一九九六年,俄罗斯拍摄了一部跟普希金作品同名的电影《高加索俘虏》,获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国际影评联合会大奖、观众最喜爱影片奖。同年,获得俄罗斯“尼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演员等多项奖项,并被提名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俄罗斯电影大萧条的年代,它引起了观众和影评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在这部电影里,俄罗斯人重新检视了从普希金那里得来的高加索想象。九十年代末,俄罗斯与高加索之间冤冤相报的血腥循环正如火如荼,让人不敢正视,而且看不出哪一天会终止。几年之间,高加索突然从疗养胜地变成了血与火的战场。百年轮回,俄罗斯人恍然重回普希金那个与车臣人交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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