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电影中的冷战

作者:王 炎




  二○○六年秋季学期在新泽西讲学,我恰好得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简称SIPA)的哈里曼研究所举办了一个系列活动:“电影中的冷战——从美苏两边的影片看冷战”。这是一个半娱乐、半学术的小型讨论会,像许多类似活动的形式一样,先在冷餐会社交,然后放一部电影,接下来就是讨论。第一次活动安排在九月份哥大的国际事务大楼(IAB)开场,据主持人哈里曼研究所主任妮波姆亚士奇女士介绍,这个电影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年,主要希望通过放映不同时期美、苏双方再现“冷战”的影片,来展示“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放映一部美国片:一九三九年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好莱坞老片《异国鸳鸯》(Ninotchka,也有译成《情迷冰美人》的)。
  这是一部浪漫喜剧片,故事发生在完全美国化的巴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联政府没收了公爵夫人的财宝,并派三名密使去巴黎卖掉珠宝以充国库。这三个密使很快迷上巴黎奢华的资本主义生活,还被流亡巴黎的公爵夫人的好友——法国伯爵里昂用糖衣炮弹击垮,致使交易被巴黎法院强行冻结。苏联政府只好再派一名高级特使来处理善后。三名腐化的密使诚惶诚恐地到巴黎火车站迎接,却把一个纳粹误当成特使。结果真正的特使让这三位苏联同志大吃一惊,她居然是个天香国色的姑娘(嘉宝扮演)。特使的名字叫妮诺契卡,有超凡精确缜密的思维,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是个没有人性温情的冷血女干部。男主人公里昂则是个巴黎社交圈的花花公子,时髦、浪漫、酗酒,在街上偶遇妮诺契卡就一见钟情,使出全身解数追求这位不食人间烟火、却久经沙场的女强人。女特使的反应却是:“我不把你的轻浮归咎于你个人,因为你是这个行将就木文化的不幸产物,你这种人也必将消亡。”
  当影片演到一半,妮诺契卡这位冰美人还是禁不住“资产阶级的含情脉脉”,终于融化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人:贪喝法国香槟、身穿晚礼服出入夜总会、欣赏法国音乐,生活像一个寄居巴黎的俄国流亡贵族。影片的后半部表现妮诺契卡和密使们如何被召回莫斯科,重新过上窘迫、压抑的“社会主义生活”。她在思念里昂的伤心眼泪中苦苦度日,最后终于依靠伯爵的不懈努力,妮诺契卡和三名密使被拯救,再次投入到“自由世界”的怀抱。这是部通俗的好莱坞剧情片,除了对白搞笑和女主角演技精湛外,其他实在乏善可陈。然而观影后的讨论却十分有趣,耐人寻味。
  先由主持人抛砖引玉,她评论该片与其他好莱坞丑化苏联的意识形态片不同,《异国鸳鸯》出品于一九三九年“二战”期间,当时美、苏是盟友,所以此片的价值判断还算暧昧,对苏联有批评也有同情。只在三个苏联密使接站那场戏中,用把一个纳粹误当成苏联特使,来暗示苏联可能成为下一个敌人。话音刚落,一个学者就站出来置疑:一九三九年苏联尚未成为美国的盟友,恰在此时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美、苏并不友好,所以主持人的说法有历史上的时间错位。问题尖锐,主持人一下卡住了,只敷衍说:此片比后来的“冷战”影片还是温和得多,没有把苏联指为邪恶帝国。
  其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苏关系要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虽然到一九三三年美国才承认苏联,两国开始建立外交关系,但从二十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起,美、苏就有密切的经贸往来。美国史学家西格尔(Katherine Siegel)基于俄国近期解禁的档案和对美国史料的长期研究,出版了二十和三十年代美、苏关系研究的新成果(Loans and Legitimacy:The Evolution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19—1933,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6),她指出美国当时一方面把苏联视为意识形态敌人,另一方面又急于从与苏的石油和制造业等大宗贸易中获利。特别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期间,美国开始了对苏技术转让和长期贷款,最终促成两国正式建交。
  《异国鸳鸯》的确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对苏态度,此片自始至终嘲弄苏联激进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但男女主人公的对白又多次提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话语间暗示着某种殷切的期望,惟妙惟肖地传达出美国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爱恨交集,我们不能不对好莱坞电影会如此“紧跟政治形势”而感好奇。整个三十年代,好莱坞生产的苏联题材故事片很少,我手头上的资料只有两部,一部就是《异国鸳鸯》,由恩斯特·卢比西奇(Ernst Lubitsh)执导,在上映当年和之后一直受到美国影评的赞誉,很多人认为该片是嘉宝演艺生涯的巅峰,曾在一九三九年获奥斯卡四项提名,只因当年有《飘》的强劲挑战而终未获奖。紧接着在一年后,另一部影片《某同志》(Comrade X,1940)放映。这是一部克拉克·盖博主演、金·维多(King Vidor)导演的搞笑间谍片,与《异国鸳鸯》同出一个编剧之手,批评苏联的基调也大致相同,只是没有那么成功而已。还有一部虽非苏联题材,但却表现沙皇俄国军队的影片也值得一提。《英烈传》(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1936。Michael Curtiz导演)是部以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亚战争为题材的历史片,以好莱坞经典的史诗叙事再现英、土军队与沙俄作战,刻意把俄指挥官塑造成斯大林式的脸谱人物,俄国士兵则个个冷血,没有人性。
  然而到了四十年代,好莱坞影片中的苏联形象大为转变。随着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遂成为美国真正的盟友,好莱坞再次“配合形势”出产了至少六部苏联题材的影片:《莫斯科任务》(Mission to Moscow,1943。Michael Curtiz执导)、《北极星》(The North Star,1943。Lewis Milestone执导)、《斯大林格勒的男孩》(The Boy from Stalingrad,1943。Sidney Salkow执导)、《光荣的日子》(Days of Glory,1944。Jacques Tourneur执导,格里高利·派克的第一部电影)、《俄罗斯之歌》(Song of Russia,1944。Gregory Ratoff执导)和《反击》(Counter Attack,1945。Zoltan Corda执导)。除《莫斯科任务》是部政论片外,其他五部都是表现苏联军民在卫国战争期间的英雄事迹,苏联农民、游击队和普通士兵无不勇敢、善良、爱国和向上。他们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面对纳粹的暴行英勇献身,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莫斯科任务》则更美化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眼睛,展现苏联领导人对工业化建设的深谋远虑,对国际形势的运筹帷幄。该片甚至为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辩护,认为托洛茨基确曾帮助法西斯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斯大林与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片也辩解是因英国暗中唆使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不得已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根据后来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这六部“挺苏”的影片中有两部——《莫斯科任务》和《北极星》是在罗斯福总统的直接授意下完成的。在四十年代初,罗斯福为了讨好苏联,授意编剧赫尔曼(Lilian Hellman)和导演维勒(William Wyler)制作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后来两位创作人员竟到苏联驻美使馆与李维诺夫大使讨论拍摄细节,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鼎力支持,最终拍成一部史诗性的故事片《北极星》。但“二战”一结束,美、苏关系急转直下,一九四七年“冷战”已箭在弦上,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立案调查了《莫斯科任务》、《北极星》和《俄罗斯之歌》的主创人员,认为他们从事反美宣传,划入了黑名单;并在一九五二年正式传讯了《北极星》的编剧赫尔曼,审讯她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一九五七年,美国NTA(National Telefilm Associates)改编了《北极星》,把片中所有的“同志”称谓去掉,把纳粹进攻得手的原因归于苏联政府对人民的背叛,而且在片尾还加上一段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纪录片画面,配上言词激烈的反共“大批判”文字,以抵消这部影片对苏联的赞赏。从此,好莱坞反苏影片铺天盖地而来,表现苏联政府、人民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邪恶的根源。从好莱坞意识形态变化的历史线索来看,研讨会主持人对《异国鸳鸯》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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