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我观异域之眼
作者：戴 燕
翻译诚非易事，然而依我自己的经验，选文尤难。由我选出的这些论文，也许既不能够反映出公众眼里的作者的学术成就，更不能代表作者自己的意见，它们是根据我个人对兴膳先生研究的印象并且从我个人的兴趣出发选出来的。兴膳先生说他对中国，始终是用一双“异域”之人的眼睛在看，就好比空海初到长安，对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种文化无不怀有好奇的目光。借过他的“异域之眼”的说法，这里的选文，也只能代表一双异域的眼睛对日本的一位中国学家做一点观察。
提到对兴膳宏先生研究的观察。为了叙说上的方便，我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文献学的基础，第二是跨学科的视野，第三是日本汉学的传统。
京都大学是一个有着文献学传统的地方，在由狩野直喜开创的文学部的中国语言学文学专业，这种文献学，历来还都被称作是以乾嘉学术为基础的。一九五七年，兴膳宏考入京都大学的时候，这个专业的讲座教授是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学问渊博的吉川幸次郎，在兴膳宏看来，是狩野直喜细腻学风的最忠实的继承者，这种细腻学风的形成，一方面是对日本江户汉学的改造，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明代学术的反拨。据说狩野直喜曾经教导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一定要仔细读书，只此一法，别无他途。细读的意思，即是要先认字，再讲义理。吉川幸次郎是个胸襟阔大的学者，他的学问也绝不拘守于一隅，但他为学的根基却在《尚书正义》的翻译，就连元杂剧这样的俗文学，他也是用了汉人注经的办法去研究，而到晚年，他更是继承先师铃木虎雄的事业，完成多卷本的《杜甫诗注》。小川环树也是在文学和语言学两方面都有建树的学者，他的名著如《风和云》带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可是据说他长年开的课程里面，却有一门“《说文解字》注”。他还是在白话小说的研究中最早引入佛教、朝鲜资料的，退休以后，他也同前辈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一样，选择了苏轼的诗去做译注，已经出版的就有四大册。
一九六一年，兴膳宏大学毕业，旋即进入大学院继续攻读，正当博士课程将要结束之际，在吉川幸次郎的推荐下，他开始翻译和注释《文心雕龙》，历时三年多完成。为《文心雕龙》做翻译注释，其难自可想见，翻译且不去说它，光是注释的部分，即使此前已有目加田诚、范文澜、陆侃如等人的译注可以为参考，但要面对人称博学、深思的刘勰，只是做到“尽可能详细地列举出刘勰所依据的古典论著”这一条，就谈何容易！兴膳宏的这部注译之作，加上所附历代主要作家列传、年表和索引等，密密麻麻的小字排下来，竟有将近三百页之多，作者早年便有的用功习惯及其为学的路径和基础，由此也可见出一斑。
在译注《文心雕龙》之前，兴膳宏已经写过有关嵇康、郭璞、左思等六朝诗人的论文，但是似乎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逐渐转向了以文学文献为中心的研究。《文心雕龙》之外，他这时还随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参加了高木正一主持的《诗品》研究班，这也成为他后来译注《诗品》的一个契机。再往后，他又译注了与《诗品》有关的庾肩吾的《书品》以及相关画论。这种以基本典籍为中心、由文字训诂入手的研究方式，与兴膳宏越到后来越表现明朗的那种堂堂正正的大家学风，恐怕很有关系。我想，正是借助于长期的对经典著作的精细解读、对基本资料的详加排比，才使他日后能写出《〈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那样别开生面而又尽显功力的论文，使他在讨论《诗品》与皎然的《诗式》以及宋以后诗话的关系时，始终持一种平实自然的观点，也才使他在论述《金楼子》、《翰林学士集》的编撰特征时，能够充分利用有关六朝以至唐初书籍编定方面的知识，得出相当中肯的结论。
在兴膳宏翻译注释过的书单上，还有如《〈春秋左氏传〉选译》、《〈文选〉选》等等，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再度以长达四年的时间翻译注释了《文镜秘府论》。对于作者空海，这位曾在九世纪初的长安热心追随当时流行的种种文学理论、最终为后人保存了许多六朝隋唐的珍贵史料的日本僧人，兴膳宏似乎还怀有一份特别的敬意与亲近感，他结合空海的《文笔眼心抄》、《三教指归》等其他著作而对《文镜秘府论》做的研究，比如考订《定位篇》的错简，对于切实了解《文镜秘府论》的编纂情况，有着很高的价值。
兴膳宏称自己是“以中国传统文献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者”，他在这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应当是始于一九七四年、完成于一九九四年的他与川合康三合作的《隋书经籍志详考》。葛兆光在专门的书评中曾经指出过“它对《隋志》典籍流传的研究，有助于对隋唐之间的学术在唐代以后的遗存与流失的考证”，并且称赞它为《隋志》“总序”和“类序”所做注释的精彩。而兴膳宏为全书撰写的长篇“解说”，则也反映出他对《隋志》的编纂、内容及其影响的把握，反映出他对与此相关的中国书籍变迁的历史与古典目录学史的熟悉。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参加过兴膳宏主持的“六朝诗人传”研究班的活动，除川合康三、釜谷武志两位教授外，研究班的成员大多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自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他们每月一次从四面八方赶到京都参加讨论，用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最终完成了六朝时代共计七十九位诗人传记的编撰，配合早先出版的小川环树编《唐代诗人传》，以《六朝诗人传》为名出版。七十九名诗人的传记本文，全部取自正史，不过传记之前有叙说诗人生平、著述的简明提要，传记之后是日语的翻译和注释，其后尚列出参考书目，全书之末，另附“六朝官职名”、“六朝诗人关系年表”。这个体例，据说还是小川环树当年定下的，我想它的好处是：从读者的角度看，这部传记同时兼有资料之用，而对参与编撰的年轻学者（生）来说，这自然是一次很不错的文献练习的机会。
一九七○年，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隋唐思想与社会”的研究班，主要研究以道教、佛教为重点的中国中世的宗教思想。这个班集合了川胜义雄、砺波护、荒井健、吉川忠夫、荒牧典俊、小南一郎、三浦国雄、爱宕元等日本中国学界的知名文史学家，兴膳宏也在其中，他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的论文，就是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之一。多年以后，兴膳宏在忆及当年的这个研究计划时还说：福永光司的宗旨，在于倡导一种纯粹学术的、实证的方法，就是从基本典籍的文字解读入手，同时将宗教学理的分析，纳入到一般思想史抑或社会史、文化史的解释中去。而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人能像这样把宗教思想的研究，放在一个“综合性的视野之下”。
承接福永光司的思路，一九八六年，吉川忠夫在京大人文研也主持了一个“六朝道教的研究”计划，以陶弘景《真诰》的译注为工作重点，研究班的成员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十年过后，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之一《〈真诰〉译注》，终于从《东方学报》第六十八册起连续刊出，而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先后结为《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六朝道教的研究》的论文集出版。兴膳宏一直是这个班的成员，他在此期间写下的《初唐的诗人与宗教——以卢照邻为例》、《书写历史中的陶弘景与〈真诰〉》的论文，就分别收入以上两部论集。前者借卢照邻的作品探讨他的宗教思想，对卢照邻精神世界里的佛教、道教因素加上庄子哲学的影响，做了细密的分析。后者则是根据《真诰》对于它所据原始资料的抄手、字体、纸质、书写等状况的记录，得出陶弘景为编纂《真诰》而收集杨羲和许氏父子的墨宝，既是出于对宗教的热情、也是出于对书法热爱的结论，这不但有助于理解《真诰》一书的编纂，也为解释六朝时代道教与书法的关系，提供了不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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