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影像与政治参与
作者：侯孝贤 陈光兴 魏 玓
侯孝贤（简称侯）：参加“民主学校”及介入选举过后，发现其实台湾的“中间”空间是没有的。只有真正去了解local的时候，你才知道是不可能的，选民不是绿就是蓝，“中间”这一块是虚无掉的。以前总以为，依我们这种理想性，应该会有空间。但是我们面对的，其实都是在城市里面、所谓公民社会里头成熟的一些人。这些人后来都完全放弃了，几次打击之后冷漠了。这是选举全军覆没之后我的想法。台湾整个政治文化结构，要变动是非常难的。
陈：这算是一个政治参与的过程，这让你对于人和台湾社会的理解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侯：当然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差别也不是特别大，原因是干电影就是看人。你必须懂得看人，也就是第一要怎么合作，第二要怎么指导演员，这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训练，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困难。每个人的本质、每个人的经历变成现在的某种状态，他的盲点也就是他的弱点。但是大部分人呈现的状态，就是看不见自己，包括已经是很有位置的政治人物。
每个人的想法，都跟他的出身经历有关联。成长经验在家庭里开始不足的时候，就会往外去找支援；一旦往外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需要一个认同、一个安全感，很多人加入团体都是这样。在很多政治人物身上，特别会有这种个性，对此他们却没有自觉性。要保持自觉性是非常难的，很少人可以做到。但是“族群平等行动联盟”里面很多人都有这种自觉，很清楚自己的状况，而且坚毅地做，所以我蛮喜欢那些人的。
陈：你刚刚提到“族盟”，假如回过头来，把它放在当时的时空里面，你认为它造成了什么效应？
侯：这种效应我感觉都很短。选举上用操弄族群来作为选举题目，我们就站出来当“吹哨子的人”，大声说你不可以这样！那时候蓝绿都还尽量在争取中间那一块，他们可能认为，我们这些人还能有点力量影响中间那一块。
陈：你是说他们的政治判断也是错误的（笑）。
侯：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他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正因为判断没有错误，所以才会在最后出现极端的方式，也就是两颗子弹出来之后，蓝阵营几乎瓦解……你说“立法委员”选举也好、临时国代选举也好，投票率都低，“总统”选举就很激烈。这说明一件事，就是大家要搏就搏最大。人们还不能了解，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制衡的力量很重要，不能是每一块都想要占有，不是说当选“总统”就拿到全部。这样的思维，我感觉一般中间选民还没办法理解。
陈：我的感觉是，政治是处理你自己问题的一个场域，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关注自己的创作？
侯：其实参加政治基本上是没办法的。每个专业领域有它的know how，有它的生态。你要去建立那种生态，需要极长的时间。想挟着文化的知名度去跨越到政治，是不可能的，这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对于创作来说，这样的参与更扩大了经验，等于我又多了一块材料。以前对于台湾现代史的很多部分，可能没那么敏感，现在很敏感。我还是回到电影本业来做。
陈：有些群众活动跟选举没有关系，我很惊讶看到你居然能够很自在地使用群众语言来互动，而且还是相当道地的闽南语。这样的政治参与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多谈一点，就是说你跟群众互动，让你变成有点像文化政治人物。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有意识在运用你身上的一些资源，还是什么，使你能够跟他们沟通？
侯：我跟他们沟通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拍电影接触的范围本来就很广，加上我并没有那种所谓的阶级意识，我是非常没有的。槟榔文化、劳动朋友，常常很快大家就打成一片了，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什么呢？假如真的要做他们这一块的话，我有没有时间？最终，我还是只能从我本业出发，以影像上的资源来参与他们。
有时候影像的力量出乎意料之外的比做运动要强，尤其是做得对的时候。举个例子，那时候族盟，我感觉这群人真的非常不错。到了一个阶段，可以感觉到大家的默契，还有彼此之间的共识很清楚，大家都很欣赏对方，很敢说，我就选了一天把灯架好，让大家说，然后就拍了，拍了那一夜——“族盟的那一夜”（纪录片名《那一夜，侯孝贤拍族盟》）。结果效果非常不错，在海外就有人主动拷贝了一万份到处发。
历史的解释完全在于主政者，他们一会儿说成这样，一会儿说成那样，要怎么样还原历史？可以用文字，但是能读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人，所以我想把它还原成影像。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拼图式的，可能会有短短的、剧情式的、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会有几个人物让你感觉很有趣，这样的片段。例如蒋渭水，他跟几个医生同学在大四或大五高年级的时候研究伤寒病菌，想要去毒杀袁世凯，找到东京又找到“满洲国”，搞成一场荒谬剧。类似像这种，拍个三十分钟。还有他们想毒杀天皇，在橘子上注射伤寒菌。他在那时候有一个文化讲座，以及跟日本特高警察之间的斗法。就是一个纪录片形式，在某一个范围里让所有东西像拼图一样，拼拼拼，各种意象汇集，最后把那一块说得比较清楚。
陈：在政治参与中，学到了什么以前不知道的？
侯：对我来讲，因为更了解那一块，对那一块更有感觉，所以会重新思考我的创作，自己本身的位置，以及目前整个大环境，我的创作到底在现阶段要怎么走。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赚很多钱，要是赚了很多钱，可能会做很多事。包括关切新住民、外籍移民等等的问题。因为整个台湾的人口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精英出走，外籍移民不断进来，但社会资源没有分配到他们身上，没有人照顾到他们。
这一群会娶外籍新娘的通常是中下阶层劳动人口。他们以前在整个经济成长里面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们是属于整个工厂的装配部门，他们并没有往工匠的技艺方面走，或是学习农业的技艺。这种工厂我们是从美国那边学到的，它是移动的，是依土地跟劳动价值在移动，所以会移到泰国、移到东南亚，现在都移到大陆。这些剩下的工人就娶了外籍女性。光在越南就有三千多个台湾的小孩，就是母亲是外籍，因为家庭功能失常、经济的理由、婚姻的理由，小孩只好跟着母亲回到原住地。可是小孩是台湾籍，没办法在那边入学，什么都学不到。现在伊甸基金会在帮忙处理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新的素质进来之后，你没有真正面对他，没有很好的结构性社会资源的分配，没有把整个体制、机制建立起来，就没办法去栽培他们。
有时候你会想你没办法做，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以电影来说，我本身也在一个状态，因为年龄到这里了，已经拍那么长的时间，新的人也都出来了。新的人出来的意思是整个世界在变，所有的电影形式通通在变，影展的方向也在改变，年轻化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本来创作是为了个人、为自己，想尽量地超越自己，虽然这个“自己”其实是跟整个社会联结的，因为你总在观察这个社会，总有感触想去表达，总会回到人的本质上。但是这个空间越来越窄，自从网络世界出现以后，你发现影响知识分子，或是影响年龄比较大的人没什么用，你要影响的还是年轻人。这时候你要怎么调整？
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可以跳到另外一个位置。本来我有的位置可以很保险，因为我可以从欧洲、日本拿一些钱。我拍片子基本上很容易，可以做我想做的片子，永远可以拍我个人的片子。只是影响力会越来越小，一般人不看，永远是学电影的或是一些文化人在看。但是总是想要影响更大一点。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主流市场的电影，主流市场电影的意思是“梦工厂”，明星制度是梦工厂，类型电影也是梦工厂。华人电影圈子终极就是大陆这一大块，华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还有东南亚，在这一块里你怎么做，才能够有local的类型片、能够主打海外、至少能够成型？主流成型以后，才有能量继续成长，也才能有条件让有些人可以一直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个人电影，较实验性的电影，然后这些能量再回到主流来。没有这一块主流电影，实验性比较强的那一块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