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新诗史的叙述
作者：林少阳
可能囿于篇幅，唐氏只是简略论及“第三代”的李金发、梁宗岱，并未详谈新诗“第三代”尚有何人，于第四、五代更只字未提。按其划分，“第一代诗人”为胡适、周氏兄弟、朱自清、朱光潜、刘大白、刘半农、宗白华、徐志摩和闻一多等，时期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派的特点是无人反对新诗押韵，而徐、闻则明显属“格律派”。唐氏认为这一派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硬搬欧美的格律声韵。“第二代”则以“我要爆了”的郭沫若为代表（此语源自郭氏的诗作《天狗》：“我便是我啊/我的我要爆了”）。唐氏称他为惠特曼在中国的“第一位大弟子”，认为他以“革命浪漫主义”新诗取代了胡适原意中的“改良”型新诗，从而讥之为“新诗暴徒”，说“全国的知青都跟他‘爆’去了”（前引唐文）。“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也认为郭沫若在语言上开了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就是表面松散的浪漫主义口语诗。好像每行加上一个‘呀’字就能表达多少激昂的感情”（《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唐氏认为“第二代诗人”虽然也反传统，但与“第一代”对传统之矫枉过正不同，他们的反传统是因为对传统知之有限，因此反传统反得“失去了理性”。也就是说，前者是因为对传统形式的“不屑”，而后者则是因为对传统形式的“不能”。
唐德刚对新诗格律以及对新诗与传统诗两者关系的评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其说似乎仍囿于新诗史叙述中的五四中心说，甚至是胡适中心说，而且上述“划代”论法也似嫌笼统。唐氏所谓“第二代”仅提及郭沫若，“第三代”也仅提及李金发和梁宗岱，而将新诗的问题调侃似的归罪于郭沫若，也夸大了郭沫若在新诗史中的作用。可见“划代”显然不太具有方法论的可能性。其实唐氏的“划代”多少接受了朱自清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对新诗史的看法。朱自清在文中探讨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新诗，并将之分成三派：自由派、格律诗派、象征派。唐德刚的“第一代”则只是将此修正为整数（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并冠以“……代”而已。郭绍虞也有过“第……期”的分期法，不过与唐氏的“划代”方式略有不同。“第一期”郭氏并未明言，大概与唐氏之“第一代”出入不大。有意思的倒是郭氏在其《新诗的前途》（民国二十九年）中的“第二期”：“第二期的诗人便分为二途：（一）致力于句的方面则成为象征派；（二）致力于体的方面者则成为格律派。”郭氏视周作人的“欧化的诗句”为象征派之源（郭绍虞：《语文通论》，125页）。郭氏将周作人归为“第二期”的做法显然与上述唐德刚将之归为“第一期”的划分有异。
至于“第一代”究竟始于何人的问题，也有论者倾向于认为“第一代（期）”的“始祖”不应是胡适，而应是黄遵宪。郑子瑜便曾指出：“向来的文学史家，都说公度只是旧诗的革新者，最多只说他是白话诗的‘先导’，而将文学革命的倡导之功，归于胡、陈辈，我以为是不太公平的。”（《诗论与诗纪》，香港中华书局，7页）这一类观点应算持平之论。附带指出，视黄公度为新诗的先导，也意味着必须强调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日本“新体诗”的出现之间的关联。其实不仅是文学，甚至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与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再进而言之，中日两国的近代民族主义，都始终处于互动关系之中。但就笔者管见，这方面的深入讨论仍有待来者。无疑，这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
扬胡抑黄之现象，固然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和黄遵宪的语境有异相关，亦即是“改良”与“革命”在语境上的区别有关，但也与现代以来对“五四”中心式的历史叙述方式相关。这一历史叙述尤其建立在对“革命”理念无条件的特权化之上。因此，新诗史上的扬胡抑黄现象只是近现代史的历史叙述中“扬革命抑改良”的叙述结构的产物而已。明了这一点对考察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尤为重要。虽然“革命”的说法已屡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众所周知，梁在此书中视黄遵宪之诗为“诗界革命”），但这一时代的“革命”却未能获“特殊处理”的殊荣，其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的“革命”尚未在激进主义的语境里。近年来解剖新诗史已有一定的成绩，但整体来看，不能不说新诗史的叙述仍处身于五四中心主义式和西方中心色彩的现代主义话语秩序里。
这一类新诗史的划分，不仅是文学史的问题，也涉及到新诗，甚至新文学，以及白话文本身的评价问题。因此，这一类问题也是时下汉语文学研究圈的一个重要话题。有论者视晚清“诗界革命”迄于五四前后的“新诗”运动为寻找“现代汉语诗歌”的“第一阶段”，而将二十年代开始并延续至四十年代的新诗视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新诗”的“破坏期”，“第二阶段”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期”（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另有论者将郭沫若视为“新诗的第一次整合”，而戴望舒为“新诗的第二次整合”（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后者似乎与唐德刚的“第三代”相当，与唐德刚之划分可谓不谋而合。因为，既然是“整合”，应该是“整合”之前的所有“新诗”之意，所以如果硬要套上“……代”的话，那位开创了大喊大叫的“啊！”的传统的郭沫若可以称为“第二代”。“第……期”“第……阶段”等划分，都只是时间意义上的表述，而“第……代”的说法，与其说是时间性概念，毋宁说是一种整体性概念。这里将讨论的，是文学史叙述中整体性概念的问题性。
按唐德刚的划分，当五四新诗“第三代”的李金发、梁宗岱们正在年轻的新诗诗坛上意气风发时，九十年代大陆的这些自称“第三代诗人”的毛头小辈们，还是游荡在天空中的前世的灵魂，寻找着投胎人世的机会。他们在大约三十多年后如愿以偿：“第三代诗人”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并在恢复高考数年后的八十年代初考进竞争激烈的大学。“非非派”诗人周伦佑被认为是“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第三代诗论》一文说明了“第三代”的来龙去脉。笔者参照其文整理如下:
第一阶段（最初出现）：见于油印诗刊《第三代人》（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编，一九八三年九月，赵野为领军人物），署名“北望”的序言调侃地引用了毛泽东“帝国主义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身上”之类的字眼。因此，周伦佑干脆直言：“‘第三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毛泽东。”（《第三代诗论》，《艺术广角》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二阶段（“第三代”一词获得外延）：一九八五年春，由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的铅印诗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提出了“第三代人”的概念，并设有“第三代人笔会”的栏目，提出：“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诗人万夏、扬黎、赵野等为这一时期的“第三代人”概念的中心人物。第三阶段：“第三代”一词的特权化及专有化。这可以从周伦佑本人对“第三代”的划分中看出。他的依据大致如下，“一九八六年三月，我曾从诗歌审美观念更新的角度，将当代青年诗歌运动划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浪潮即北岛、舒婷们，其创作以对异化现实的批判为其思想特征；艺术特征是单主题象征。这便是人们熟知的‘朦胧诗’。第二浪潮从杨炼开始，以四川一群‘寻根’诗人为代表。思想上有‘唯文化’倾向；艺术上是多主题象征。这一浪潮的作品一般具有激情和崇高化的特点。第三浪潮以非非主义、‘他们’诗群、莽汉主义、‘海上’诗群为前卫，思想上强调对系统观念的超越，艺术上主张语感还原，语义偏离等。这一浪潮的诗歌普遍具有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的特征”（前引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