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自由的行魂,或者史铁生的行为艺术

作者:李 锐




  四年前的春节,史铁生把他的随笔集《病隙碎笔》寄给我们,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写下:李锐 蒋韵 批评。我记得铁生写完《务虚笔记》之后,肾脏开始出毛病,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只肾。一九九八年初他开始做血液透析。面对难以想象的困境,铁生的方式是开玩笑,他说,老天爷先是让我坐下,现在又让我躺下。你别瞧咱躺下了,咱现在可是高级人了,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钱。听他这么开玩笑,你就知道自己准备好的那些安慰话根本就没有用。和铁生是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铁生拿命熬出来的作品哪能不看?在此之前,每次到北京,只要他的身体允许,总要去家里看看,谈笑甚欢。去不了的时候,也要在电话里聊几句。但是,自从看过《病隙碎笔》,就觉得遇上了一个难题,一个大难题——不知道怎么跟铁生说才好。既是同行,又是老朋友,如果看了对方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品,见面的时候却又一字不提,你就得装,你就得环顾左右而言其他。偏偏铁生又极有道行,你不说,他也就一字不提,陪着你环顾左右而言其他。弄到最后,我就不大敢去铁生家了,到了北京只打电话,尽量减少到家里去的次数。不为别的,只为了回避那个难题。
  说起来那个难以出口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看过《病隙碎笔》之后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这本随笔,首先是关乎个人的信仰,其次这是一个解决了的信仰。信仰关乎个人,别人就很难插嘴;更主要的,既然是一个解决了的信仰也就同时失去了论证的必要和张力。就好比一个有了最后得数的方程式,演算的过程再复杂,也没有了太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这本书被作者预先取消了叙述动力,作者自己对自己的平面论证,使得叙述本身丧失了自洽性。这和人生不一样,每个来到世界上的人到头来的结局都是死,正因为结局都一样,过程的不同才印证了生命的可贵。文学的千姿百态正在于呈现了万千生命体验的万千不同。可是这话怎么跟铁生说?这岂不是等于说你这本书白写了?更何况,我对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能力深为怀疑,如果是我自己头脑简单想错了,就更没有必要用自己简单的错误去打扰朋友。
  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当中,史铁生是一个意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深刻存在。记得一位朋友说过,我辈还在和人对话,铁生早已经在和神对话。就好比在天下滔滔的名利场上,忽然有人吟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声音干净,纯粹,悠远,神奇,有如天籁。史铁生的意义不在于说明了什么,丰富了什么,而在于强烈地对比和衬托出了什么。史铁生对世界采取的态度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如果,我非要拿着加法去推演减法的算式,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又更何况,我的怀疑不止是对《病隙碎笔》而发的,我对所有类似的形而上论证的“文学”,都有同样的疑问。如果对上帝有话说,就该直接去看《圣经》。如果对佛祖有话说,就该直接去读佛经。如果对哲学有话说,就该直接去读哲学著作。就像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替代物一样,文学也不应该成为宗教和哲学的替代物。许多人都在赞美史铁生的宗教情怀,可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情怀之外的文学。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只有唯一的一个,所以方式和风格的不同就成为作家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个不同就没有必要再写。宗教情怀是一种共同的标准,它不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写出好文学。就好比共产主义信仰是许多人的一种好信仰,可那同样并不保证你能写出好文学。存着这样的顾虑,我一直没有和铁生谈出自己对《病隙碎笔》的疑问,而且一存就是四年。
  今年春节前夕,在轮椅和透析之间不停往返的史铁生,居然奇迹般地又拿出一部三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在书的扉页上,铁生还是郑重其事地写下:李锐 蒋韵 批评。于是,今年的春节长假,就变成了我细读和体验“丁一之旅”的日子。撇开别的一切不谈,这三十多万字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它告诉我们,史铁生绝不仅仅是往返于轮椅和透析之间,在轮椅和透析之外,史铁生有一条生龙活虎、出神入化、恣意汪洋的生命。我惊喜地发现,史铁生终于摆脱了以往那种从肉身出发的困顿的苦行,终于冲出了那个平面的自我论证,他甚至终于打破了自己以往的书写所建立的文学边界,完成了一次出神入化的自由的飞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就是因为史铁生创造出了一个超乎生死,超乎肉身,超乎时间和空间,超乎主体、客体,可以在精神和现实之间任意飞翔的自由的行魂。这个自由的行魂可以在丁一一带,可以在史铁生一带,可以和丁一或者史铁生的肉身合为一体,也可以和丁一和史铁生争吵、对话,可以随着丁一的一切欲望亦步亦趋,也可以转身而去反观世界,留下“那厮”自作自受。行魂伴随丁一上天入地、欲死欲仙,寻找理想中的夏娃,寻找自己生命最后的皈依。因为这是一场回顾一生的真实叙述,所以你可以看见史铁生自己的种种往事来到笔下。因为这是一场虚拟的精神之旅,所以你可以看到灵魂随着肉身翻云覆雨上天入地。同为这是一场对于文学边界的颠覆,所以你又可以看见史铁生以往的文学书写和文学成果,以素材和原料的形态纷纷来到笔下被再次书写。这个自由的行魂在真实和虚拟之间,在回忆和想象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肉身和精神之间,自由地穿行,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过的最为奇特的文本。
  因为有了这个自由的行魂,史铁生的叙述不再是一场平面的自我论证。这个行魂既是参与者、当事人,也是旁观者、局外人。既是万千欲望的肉身又是灵魂拷问的见证人,既是放纵又是压抑,既是煎熬和苦行又是宽容和悲悯,既是一切的开始,又是最后的终结。这个自由的行魂,不仅让史铁生笔下生花获得了叙述的自由;也更让史铁生的叙述文本获得了非比寻常的文学意味。如果说史铁生以前的写作更多的是挂在墙上的带画框的画,那么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史铁生直接在墙上凿出一个洞,从这个凿开的洞口里我们看见了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透过这个洞口,透过这场表面上寻找爱情的丁一之旅,让读者们看到了一种拯救,一种难以命名的文学。
  
  和那些动不动就自我感动起来的伪文学不同,真正的文学常常是在深刻的自我否定中获得的。和别人不同,史铁生的自我否定每时每刻来自他的身体,而且这个否定是史铁生在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遭遇的,一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突然被命运摁倒在轮椅上,这是史铁生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前提。在经过了无数的挣扎、抗拒、幻想和破灭之后,在无数次的想到和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和诱惑之后,史铁生得出了结论:“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在想明白了生死大限之后,史铁生又想明白了自己的写作:“后来你想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这两段文字都出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史铁生的写作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结局,而是一个不断否定和不断展开的过程。这种否定甚至让史铁生感觉到“文学”这两个字对他的束缚。
  二十年前,在《当代》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上,史铁生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我之舞》。那时候刚好在山西召开第一届黄河笔会,也是我和铁生认识不久。那时候“先锋小说”正在文坛兴起蒸蒸日上。那篇小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我曾当面对铁生说,这才是一篇真正的先锋小说呢。铁生谦和地笑笑,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现在回头看去,这个短篇小说里几乎包容了史铁生日后所有的写作原型,包容了史铁生所有念念不忘的追问。比如生和死,比如有限和无限,比如命运对人的限定,比如什么样的困境才是生命真正的困境,比如为什么欲望最终总是陷阱,比如那座成为了他生命一部分的地坛,比如那种散文诗式的叙述文体,甚至比如那个身披白裙翩翩起舞如神似仙的女人等等,等等。这一切,后来都不断反复,不断重现,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史铁生的写作当中,成为他永恒的表达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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