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科学的殖民展示
作者：李政亮
殖民地“落后人种”在博览会上的出现，并非仅由于政治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造成，其背后，更有西方知识系统伴随着殖民扩张而建立与操作这一脉络。依照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一书的观点，所谓的万国博览会，并不仅是单纯的大型活动的举办，一方面，其历史渊源，来自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中所建立的“博物学”系谱，另一方面，万国博览会的举行，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乃至都市空间的再造都有直接关联。这两方面，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都有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强国通过在当时可称之为高科技的轻快船只的打造、航海用罗盘的制造等等，开启对外在世界的探险之旅，“新大陆”的发现，其实也可视为对探险之旅的发现。探险家们在“发现”新大陆的过程中，将新大陆的“奇珍异宝”，从植物到动物，移运回欧洲。当然，更重要的是新大陆的“野蛮人”。“博物学”这个学科兴起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当旧大陆的“高贵人种”发现“新大陆”的植物、动物乃至人等“奇珍异宝”之后，必须将之搜集并相应地建立概念，从而加以分类，之后，则是展览。源起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博物馆、动物园乃至植物园便是将各地“奇珍异宝”进行搜罗的产物。无论动物园或是博物馆，起初都是专属帝王所有，但在大约十八世纪之初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博物馆或是动物园的馆长、园长都由博物学专家担任，也就意味着，这些空间除了面向民众之外，还由博物学专家对其中搜罗而来的动植物进行研究与分类。以法国为例，高举启蒙与理性之光旗帜的“百科全书学派”，便有着多达三十六卷的《博物志》。这种对物种的研究兴趣，奠定了日后对殖民地人种的研究与展示的基础。事实上，如果阅读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当中的第五章《分类》，我们就不难了解博物学知识体系在那一时代的法国的操作脉络。
一八七八年，巴黎所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首开将殖民地人种及其生活加以展示的先例，当时，法国将其非洲最大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当地人放置在博览会的展示空间当中，借以塑造“异国情调”。此后，法国将这一方面的内容持续地、有系统地加以扩大，到了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而举办的那一届万国博览会，更是安排了一个真人居住其中的土著村。美国于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所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则是有意识的仿效。
当时参与美国芝加哥博览会设计的布朗·古德（G.Brown Goode），本人是一位渔业学专家以及博物馆管理者，在他眼中，芝加哥博览会的举办，意义就在于致力展现美国所建立的“科学”。所谓的科学，其实不仅指涉机械器物等的发明，也包括对所谓落后人种的研究。如前所述，在大航海时代，西方的“帝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他们所陌生的事物建立搜集，而博物学或人种学作为知识学科的开展，也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空脉络之下。也就是说，所谓落后的土著人种被西方“帝国”在万国博览会这样的空间当中加以展示，其所牵涉的，并不仅是权力不对等的殖民／被殖民关系，还包括西方对于某些知识领域的操作脉络。其中有个引人兴趣的现象，在欧洲对于所谓落后人种的知识体系的建立上，独立、个体的探险家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探险家是在没有国家资源支援的情况下，自发前往世界各地——主要是非洲——进行探险、绘制地图、了解当地文化等工作。这些个体的探险家为何会在没有经济后盾的情形之下只身前往？实际上，在国家动用大量资源搜集“他者”的资料的年代当中，他者的一切也都成为其国民好奇的对象，例如，在他者国度的旅行纪实作品就成为当时出版业的重要支柱。以第一位“发现”并绘制尼罗河地形图的英国探险家为例，在他回到英国之后，不仅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旅行纪实更是大卖，足以让他此后过上安逸的乡绅生活。
在独立的探险家之后，开始出现由特定机制支持的、对他者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开始出现许多不同名称类别的学会。所谓的学会，是针对某一共同兴趣所成立的俱乐部，其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也因此，学会其实并不是学院机制所承认的组织，但是，国家资源却介入到学会当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会成员由之得以有本钱去实施实地考察等活动，从而搜集所谓落后地区人种的相关资料。进一步的，尽管学会并非学院机制的一环，不过，学会成员所累积起来的资料却为学院机制所用，而且主要用来建立一个支撑、印证我者／他者、进步／落后的知识体系。
以法国为例，在一八二一年即有地理学会的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的殖民活动。殖民过程中，驻地军队、传教士以及地理学会成员等所做的实地资料搜集，则支撑起了人类学研究，这一学科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入学院体制，一八五五年，法国自然博物馆设置人类学讲座；一八六六年，召开首次国际人类学大会；一八六八年，法国高等学院中也设置人类学研究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殖民者在落后殖民地所搜集的资料被用来印证人类复数起源说，而其依据则是不同人种的脑部重量与智能之间的关联，“落后”地区的人种因为脑部重量较轻之故，被归类为低劣人种。
尽管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较早地拥有殖民地，并从一开始就对殖民地相关事物进行资料搜集，不过，与之相较，法国在利用殖民地的方式上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转折点在于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失利。面对战争的失败，法国决意通过启动“民族殖民主义”政策来稳定国家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自认为法国大革命传统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继承者的共和派人士，正是这项政策的主要操盘手。民族殖民主义所持的理由是，殖民政策是产业政策之子，在欧洲市场已呈现饱和之际，必须通过新的方式创造新的消费者。而在殖民统治政策方面，法国也清楚地标举不同于英国的策略。在法国眼中，英国仅是在殖民地当中建立会计事务所，也就是仅从殖民地攫取金钱与其他资源；法国则是要将其文明成就传播到殖民地。将文明传播给殖民地这一说法，在当时被冠为“文明的使命（la mission civilisatrice）”而高倡一时，而所谓的文明的传递，其实正是同化政策。
民族殖民主义之所以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取得正当性，不仅由于法国国力对于殖民地的绝对支配优势，其背后还有几个层面的操作。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大众对于他者的想象已经开始普遍化，被称为十九世纪法国最大流行作家的儒勒·凡尔纳，同时也是地理学会的成员，而他的异地探险小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为风行，在他的小说当中，他者总是残酷的、未开明的形象。另外，随着民族殖民主义的兴起，学院建制中关于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也更为迅速地稳固起来，一八七二年，《人类学杂志》创刊，一八七六年，更有巴黎人类学学校的创设。除此之外，与人类学相关的博物馆也急遽增加。博物馆的功能，其实正在于唤起一个国家的国民作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人们去博物馆参观，正像是参与一个由国家所建构的祭典。有趣的是，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高涨的年代当中，宗教逐渐丧失对社会主宰的力量，恰恰由国家／博物馆来取代了宗教／教会的社会仪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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