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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命运
作者：胡宝国
我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曾经说：“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现代史学是以解释为主，以叙述为辅；而古代史学则是以叙述为主，以解释为辅。”当时这样说是为了说明史书中“史论”部分的重要性。现在讨论古人、今人对《史记》的评价问题，这段话同样有用。萧统《文选》序称史书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既然史书主要就是“记事”、“叙事”，那么其中文字表达如何、事情叙述得是否真实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优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汉晋人所谓“文直事核”就是在强调这两个方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按此，在“文”与“事”之外，史书还涉及到“义”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义”呢？简单地说，所谓“义”就是指通过“奖善惩恶”，从而使得“乱臣贼子惧”。这是孔子改编《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马迁说：“《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总之，“事”、“文”、“义”三项是古代史学评论最关注的内容。明白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汉唐人对《史记》为何评价不高了。按当时人看，《史记》在“事”的方面尽管也不错，但并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汉书》。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谈《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如果从“义”的方面看，《史记》问题就更多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在汉儒看来实属“不义”。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而《史记》正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裁。这是一个里程碑，由此一路下来纪传体史书绵延不绝。但是，让当时人具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料以后的史学发展状况。此外，我们重视《史记》，还在于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乎所有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提到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是以解释为主，我们最看重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司马迁的这句话正表现出强烈的解释历史的愿望。这个特点在《史记》中时常可以看到。《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史记·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我们看到，在“事”、“文”、“义”这些常规的套路之外，司马迁脑子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他试图对历史问题提出解释。在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写出来。在解释重于叙述的今天，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赞叹。但是，在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时代，他的这些思考、议论却不可能受到太多的关注。刘知几说：“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论赞》）他虽然在讨论史论的问题，但着眼点还是在“事”，并没有理解到“史之有论”的真正价值。
总之，因为我们与古人对史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寻源，大约从宋代开始，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就逐渐有了变化。吕祖谦称赞司马迁“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也”（《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郑樵评价《史记》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后，唯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唯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亦然。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与之不同，清人评价从体例上着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就《史记》的命运而言，这篇短文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史记》地位在宋以后的变化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宋以后的史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比《史记》的命运更有趣味。
分析史学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体裁问题，因为古代史学的变化往往表现为叙述体裁的变化。王树民先生说：“在唐代以前，史书体裁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二种，杜佑撰成《通典》后，增加了典制体，并衍生了会要体，北宋司马光撰成《通鉴》后，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在史书编纂学中几种重要体裁，至此已告齐全。”（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我觉得“重要体裁”的齐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着以“叙述”为主的史学著作在体裁上已经很难再变出什么新的花样了，同时也预示着我们如果继续用“体裁变化”——“史学发展”这个模式来观察以后的史学变化，必定会感到十分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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