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作者：胡景敏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他的生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他感到来日无多，与其为零碎散漫的写作耗费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拼尽最后一口气完成一部写作生涯的压卷作；其次，紧相伴随的疾病和死亡对巴金的身心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如上文所述，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后人如何评说成为他无法回避、念念在兹而且是极为紧迫的问题。再次，如果把一九四九年前巴金的人生和写作道路比喻为“正数”，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的人生和写作道路都该是“负数”；当他回望过去，清算“人生总账”时，后一时段的“负数”人生是无法一笔勾销的，他要为之做出解释、说明和补偿。缘此，在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时，巴金就打破了初动笔时有感想无计划的原则，变无意识书写为有意识建构，他要让《随想录》进入历史进程，把它“经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我拈出“经营”一词来描述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非在贬抑作者，相反，其中内涵的是他的写作策略和伟大智慧。
巴金的“经营”首先是对文本内容的精心结构，选择某一话题即做深入挖掘，数篇随想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形成话题系列，如真话系列、探索系列、怀人系列、创作自由系列、知识分子系列、病中系列、端端系列、小骗子系列等等。其次，这些话题所谈内容几乎全部背靠“文革”，以之为背景；面向当下，直击时潮的敏感神经。现在看来很多已成常识的议论在当时可能就是禁忌，但是，面对当时的语境，巴金总是尽可能地冲破禁忌，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持续不断的方式言说真理，虽然是“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但他既保证了说话的机会不被剥夺又对时代思潮产生有益的突破和推动。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巴金对《随想录》文本本身的经营，也就是他对《随想录》自说自话式的自我叙述。在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以序跋、创作回忆等方式谈论自己作品最多的一个，而他对《随想录》的谈论在其所有作品中又是最多的。我认为，巴金晚年已经把《随想录》视为自己进入历史的通行证，他在对这一文本的自我叙述中传达出为之做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
巴金在许多文本中涉及对《随想录》的自我定位：一、“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一九七九年二月）;二、“《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一九八○年十月）;四、“我称它们为‘（讲）真话的书’”（一九八○年十月）;五、“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一九八七年六月）;六、“五卷本的《随想录》，……它是我的‘忏悔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七、“《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一九九三年一月）。以上七个方面按先后顺序排列，时间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跨越写作中和写作完成后的一个较长时段，这些说法在内涵上或有部分重叠，时间上也不宜严格以先后论，但它们都从某一角度对《随想录》做了概括，并且几乎每一说法都经过了由提出到反复申说、日渐完善的过程。我想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是:一、用“《随想录》是……”“我把它看作（称为）……”这种类似广告词的简洁句式向读者传达某种单纯的理念，以引发思考；二、强调文本意蕴的多样和丰富，为公众和批评者解读提供基础，避免可能的误读;三、自明心迹，总结一生，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四、主动参与《随想录》的经典化过程，也可以说巴金在对《随想录》自我经典化，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把它打造成一部文学精品，而是把它经营为一个文化事件。巴金写作的归宿是大家一起把问题搞明白，他期待的是《随想录》价值在读者中的延伸，他把问题归结为我来开头、大家跟上，弄明白“文革”的病灶根源。以上四个方面都关涉对《随想录》的历史定位，进一步关涉巴金本人如何进入历史也即进入历史的方式问题。
在《随想录》中，巴金仍然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以文学名家的人，我想他并非矫情，他看重的不是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而是思想史价值，是自己的《随想录》在“文革”后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起到什么作用，在读者中起什么作用。《随想录》在香港发表，大陆纷纷转载，读者反响热烈，这是巴金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以作者身份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他既要维持这种轰动又要尽量延长它，因为他看到《随想录》揭示的很多问题在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因此有必要扩大文本的影响，在轰动之后再将其经典化，使之成为一部不断提醒公众的“枕边书”。可以这样说，《随想录》的写作、发表、传播、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巴金期待的是挟带他的《随想录》进入思想史文化史，而文学史的评价定位对他而言或许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