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乡下人沈从文

作者:聂华苓




  一九八○年四月, 我和Paul到北京, 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 突然回到年轻时光。
  回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也回到冯至的《南方之夜》:燕子说, 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 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忽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 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也回到沈从文的《乡下人》: 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 很从容的各在那儿尽其生命之理。
  那时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现在, 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 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 我恍惚了一下子, 只见一张发光的脸, 微笑望着我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 跑过去不断叫着: 沈先生, 沈先生, 没想到, 没想到!
  他握着我的手, 仍然微笑着。
  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
  Paul两眼盯着他。
  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 我说。
  沈从文! 沈从文! Paul 惊喜大叫。 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 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 读到你小时候去看杀头的情景。
  每逢他讲到中国人的处境, 他就会讲那小男孩看到的那一串耳朵。 我告诉沈先生。
  他仍然淡淡笑着。
  那天, 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 Paul吃惊地望着我, 对在座的人说: 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
  两桌人酒酣耳热, 谈笑风生, 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 只有沈先生没说话, 也没吃什么, 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 他的脸特别亮。
  沈先生, 怎么不吃呢? 我正好坐在他旁边, 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
  我只吃面条, 吃很多糖。
  为什么呢? 吃糖不好呀。
  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 没成, 从此就爱吃糖。
  满桌大笑。
  Paul 听了我的翻译, 大笑说: 这就是沈从文!
  小说家又编故事了。 我说: 沈先生, 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 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 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 封面很可爱, 有个小虎花园, 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
  小虎是我儿子。 他开心笑了。
  那本书传来传去, 书页都散了, 有的一碰就碎了, 我放在卷宗夹子里。 离开台湾, 我只带了那本书。
  我的书都落伍了。
  落伍了?
  沈先生没有反应。
  沈从文的小说, 是我六十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五十年代在台湾, 除了朋友之间私自流传的《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 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 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 都是禁书。 那时沈从文在大陆也沉默了。
  一九六四年, 我到美国以后, 遍寻沈从文的书。 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 嗑五香瓜子, 瓜子壳洒了一地, 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 沈从文在《习题》一文中写道: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 也不自贬。 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 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 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 顽固, 爱土地, 也不缺少机警, 却不懂诡诈。 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 似乎太认真了, 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沈从文说过, 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 题材广博, 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 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私娼、野鸡、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
  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 土地上和水上的人。
  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 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 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 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 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 他把自己的文章叫做“情绪的体操”。又说: “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 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 元气淋漓、 生机活泼的自然, 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
  自然也可变成毁灭的力量。沈从文在某些作品里也写出与自然相悖逆的人——在战争、现代文明、机器、不幸的命运(好像什么地方有毛病、不合理的那种不幸)各种大力下压抑的人。 在那些人物身上, “自然”就有毁灭性了。
  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 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 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 全是赤裸裸的自然, 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 因此, 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 乡下人认命, 安于命, 安于死亡。 他们没有未来, 没有希望, 没有幻觉, 绝不退却。 他们都要活下去, 因为活着是很好的。 他们都有些荒谬。
  例如沈从文在《夫妇》那篇小说里所写的, 就是被文明、习俗、法律所摧毁的自然。 故事是从一个不敢吃带血炒小鸡的城里人璜的观点来讲的。 他到乡下去为了要治疗神经衰弱症。 听见有人叫“捉了一对东西!”他以为是“捉到了两只活野猪”。村民围着看热闹。
  原来所缚定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男女全是乡下人, 皆很年轻。 女的在众人无怜悯的目光下不作一声, 静静的流泪。 不知是谁还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 这花几几乎是用藤缚到头上的神气, 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 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
  这段文字是《夫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那一把野花是小说的基调, 在小说里一再出现。 野花、活野猪都是自然界的“东西”, 那一对年轻男女也被叫做“东西”。他们两人和野花野猪一样是“自然”的生命。 他们两人体现的自然, 就被作者不着痕迹地暗示出来了。
  那一对年轻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 被一群汉子捉来示众。 为什么必须捉来, 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
  璜又看看女人。 女人年纪很轻, 不到二十岁。 穿一身极干净的月蓝麻布衣裳。 浆洗得极硬, 脸上微红, 身体硕长, 风姿不恶。 身体风度都不像普通乡下女。 这时虽然在流泪, 似乎全是为了惶恐, 不是为了羞耻。
  女人那一身打扮, 叫人想到月亮的蓝, 叫人闻到浆洗得极硬的衣裳透着的太阳气味, 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 那些感觉全叫人联想到自然。 自然是不知羞耻的。
  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 满脸肿起肉块, 像才喝了酒, 从人丛中挤出来, 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 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 用荆条鞭打, 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 有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头,说有城里人在此, 他才停住了。
  属于自然的欲望是美丽的, 就像女人头上插的那一把野花, 和那喝了烧酒的汉子经过刺激的肉欲是一对照。
  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出现了。 大家喊他作练长, 是本地有实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开, 向城里人炫耀威风, 用税关中盘问行人的口吻, 盘问那一对年轻男女。
  那女人不答, 抬头望望审问她的人的脸, 又望望璜, 害羞似的把头下垂, 看自己的脚, 脚上的鞋绣得有双凤, 是只有乡中富人才会穿的好鞋。这时有人夸奖女人的脚的, 一个无赖男子的口吻。那练长用同样微带轻薄的口吻问: 你从哪里来的, 不说我要派人送你到县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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