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王寅的裂变
作者：黄灿然
一个表面的看法是，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九十年代诗歌黯然失色。真相是，八十年代不错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那是指表面而言，尤其是一代人踏入沉闷中年之后，即使八十年代是废铁时代，也会被当成黄金时代来回忆。那确是创办诗刊、互寄诗作、走南闯北、结交朋友、喝酒打架、偷书挨饿、主义勃兴、流派纷纭的黄金时代，但是真诗人好诗人并不多：平庸者不算，实际上没几个留下来。而留下来的，都在九十年代写得更好或成熟。多多是写得更好的例子，王寅是成熟的例子。
另一个表面的看法是，九十年代是叙事诗的年代。真相是，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依然是抒情的。就多多和王寅而言，更是纯粹抒情的。九十年代的所谓叙事，实际上是带有叙事成分而已。它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看似挺容易写。这就像学英语，入门容易，是以学习者众；精通或学以致用则难。但是，对叙事成分的重视，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恰恰是重拾中国古典诗的传统。中国古典诗，一早就有非常出色的叙事诗，但这个传统未能得到发挥，在中国古典诗的黄金时代中基本上缺席，原因是叙事诗已被稀释为叙事成分，介入抒情诗的写作，或者说被抒情诗兼并了。不是说当代诗人正在学习或应该学习中国古典诗，而是说，带有叙事成分的中国古典诗是如此普遍和辉煌，其中可能包含若干民族心理因素，而当代诗人正摸到这个部位。至于王寅，他是一个裂变的诗人，而他裂变的一个特点，恰恰是反潮流，从早期的略带叙事成分（主要受美国当代诗歌的影响，而美国当代诗歌又受中国古典诗的影响），转为后期的强烈抒情。九十年代沉寂的王寅，远远地超越了八十年代响当当的王寅，而他八九十年代诗歌品质的差异，恰恰也可用来形容中国八九十年代诗歌品质的差异。
诗人的裂变特别珍贵，在于裂变来之不易，因为这一类诗人的潜在候选者为数众多，是一支诗歌大军，这支大军涌至裂变的巨大缺口时都临崖勒马，纷纷撤退，或在徘徊和犹豫一阵子后离去。而王寅纵身一跃，飞越而过，不仅在于他技高一筹，而且在于他有奋不顾身的勇气。而真正的诗人，正是产生于奋不顾身和勇气。
王寅的裂变不仅明显，而且容易划分。前期是八十年代，恰恰是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后期是九十年代以来。分界线更是手起刀落：一九八九年。好像还嫌不够清楚似地：这一年空白，一首诗也没有。
八十年代的王寅，作为读者，是一位高雅的欣赏者；作为诗人，是一位精致的炫技者。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位理想中的诗人，清高、潇洒，对世界冷眼旁观、对生活保持距离。这些，全都是通过一首首具体的诗作表现出来的。需要补充的是，作为炫技者，王寅当然是克制、得体、合适的，甚至是令你舒服和佩服的——假如你不用后期的王寅来审视和衡量他。而按他自己的意思，你不能不用后期的王寅来审视和衡量他：《王寅诗选》毫不含糊地把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放在前面，而把八十年代的作品放在后面。
他的成名作是《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布拉格湿漉漉的/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你的眼睛一眨不眨/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党卫军雨衣反穿/三轮摩托车驶过/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雨还在下/我看见一滴雨水和另一滴雨水/在电线上追逐/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
这里已基本上具备王寅前期诗的诸要素：异国情调、冷静的叙述、精确的细节、清晰的节奏。还有：间接经验。标题是这首诗整体质量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首诗之出名，又得益于电影之无名。
他还写了分别向诗人惠特曼、米沃什、施耐德、勃莱和摄影家罗伯特·卡巴致敬的诗，大多数也是精雕细琢和赏心悦目之作。但总的来说，就像《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是看电影所得一样，这些诗也都是看书所得，王寅笔下这些人物，是王寅笔下的人物，他们被局限在王寅的眼界里，尽管这位上海诗人实际上是要让他的读者开开眼界。美学趣味浓而人生体验浅，只能使他达到欣赏譬如惠特曼和米沃什精致的细部。在写于九十年代的《大师的一瞬》中，王寅送给某位大师的某位崇拜者一个警句：“你的神醉心迷/是大师精彩的一瞬。”把这个警句回赠王寅，会有太顺手之嫌，但若说王寅以自己精彩的一瞬、以相同或相近的角度给那些大师拍照，却是可以成立的。尽管这些诗看似客观，但读者却分明意识到作者的自我意识，而读者这一意识，有一部分是由王寅裂变后的作品提供的，在那里作者忘我地倾吐，不是向读者介绍他看到的世界，而是让读者看到他的世界，并进入他的世界。
在回顾过去的创作时，他有一段诚实的剖白：“进入诗歌的初衷已让位于对技术的学习和汲取以及炫技性的解读，埋头在语言的竞技场上和大师暗自切磋成为头等大事。而诗歌激动人心的部分，刀尖刺中要害那辉煌的一瞬却被忽略了。就像沉迷于炼金术的修士，反将灿烂的黄金弃之不顾。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词语迷宫的挑战和征服，我如同一个漂泊者，灵巧地驾驶轻舟在险象环生的词语和修辞之间穿行，但却回避抵达核心，只是在语言的中途做无尽的漂浮。”
但是，也会有那么一些时刻，当轻舟停泊于平静的小港湾，诗人瞥见了自己。《午后》尽管写得较早，却可作为他在整个八十年代的真实形象的一次总结：
秋天的午后这样好/阳光像草坪柔软地在我纸上铺展/难以相信会有夜晚/会有篝火，会有人哀悼星星陨落
你坐在对面/书本的天蓝色封面露出/额角苍白/阳光在指缝里变得鲜红/我爱这个午后/于是吃完一个桔子/就坐在这里/你就在我对面
而人们在我身边/在书页里/在大街上/闪闪烁烁
不幸的是，一语成谶，这幅宁静的画面，被撕成了碎片。
在越过分界线之后，王寅成为一个哀悼者、苟活者和流亡者（内心的）。形象完全改变了——准确地说，没有形象了。他整个地从诗坛消失，仿佛发表作品是一种耻辱，更不要说参加会议和争论。八十年代精心塑造的诗人形象，那个前王寅，已被他摒弃，就连现在的血肉之躯王寅，也被他视作行尸走肉踩在脚下（“余生”、“无处安放的死亡之躯”）。现在这个我们由于没有更好的称呼而不得不仍称呼他为王寅的王寅，在那幅宁静的画面被撕碎后，干脆把自己的面具也剥掉，露出暴烈的、有时是狰狞的面目。这个王寅，甚至变成一个幽灵，从血肉之躯王寅那里分离出去，一年中可能只来造访一次，惊醒他，把他提将起来，扔进书房禁锢几天，等他吐出一批诗作之后，才满足地离去，任那个血肉之躯继续在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同流合污的狂潮中挣扎。
如果说《午后》代表着王寅对自身一次短暂的近距离凝视的话，现在他可以说是进入真正的自己了，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了。然而，他面临的第一件事，恰恰是说的危险。但是，曾经暗自与外国大师们竞技的诗人，在撕掉面具之后，刚好第一次取得了跟外国前辈们尤其是东欧和俄罗斯前辈们较量的资格——勇气。这才是真正的较量。把这种危险说出来，指出来，正是以真面目示人的第一份见面礼：“说多了就是威胁，/说对了，就是死亡”（《说多了就是威胁》）“沉默重复着沉默/惟有欢乐不再出现……那些允许复苏的哀鸣/并不允许舌头恢复记忆”《必然是重复，必然是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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