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辛安亭先生
作者：高尔泰
沉默寡言，谦和木讷。不抽烟，不喝酒，不娱乐，不体育。一本接一本读书。读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他回忆说，那时候，他喜欢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波德的《教育哲学大意》，和卢梭的《爱弥儿》。毕业后几经周折，辗转回到山西。在太原师范教书，想从事启蒙教育。阎锡山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抓进监狱，逼上梁山。出狱后突破封锁，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在延安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厅（厅长周扬）撰写和领导撰写中小学课本和通俗读物。正在编中国通史的范文澜，很欣赏他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围攻边区，他随军撤离途中，发现许多偏僻农村的儿童，读的仍然是古老的《三字经》。内容虽陈旧落后，但形式易被接受。于是边走边想，做出一本《新三字经》。厚积薄发，凝练准确，更受群众欢迎专家称赞。解放后，书稿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教育家吴伯箫看到，写信向他致敬。
心里想着孩子，下笔自然不俗，这是辛安亭的一个优势，来自天性，别人学不到的。一九四九年到兰州，作为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等全省高校，官衔显赫，他没兴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教育。两年后重操旧业：到北京与叶圣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是十一年。依然农民本色，谦和木讷，读书写作不辍。该社编辑张中行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辛安亭时，说，“也许是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张说辛安亭的另一个特点，是心口如一，学不会说假话。（《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吴小如先生读到张著，说，“这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四日）当然，也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
学不会说假话，也是天性。搞人民公社时，他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反右时，他说，这种事情咋能定额？毛选上白纸黑字：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他说，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终于被调离北京。一回到兰州，他就着手创办教育学院。三年间从既无校舍又无师资，办到初具规模，“文革”就来了。一生没有整过人，但是人们整他，可是毫不手软。说过的话，都成了罪行。被打翻在地，又踏上许多的脚。年轻时都干不了的重活，这时不得不干。熬过来，真不容易。
“文革”后降级使用，到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他到那里，什么事都做不成。当时兰大的另一位副校长，后来做了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先生谈到辛安亭时，说：“他跟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点儿也不懂，品质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权，他有什么办法！”（《崔乃夫访谈录》，原载《钟情启蒙执著开拓》，兰州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州。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已年逾古稀。极瘦小，极清癯。蓝布衫，黑布鞋，平头。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时的人们，别说干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混浊，像遮着一块幕布，或者包着一层油。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样清澈明净的目光，真像是奇迹。还有就是他那双鞋子。那种圆口的黑布鞋，是我父亲常穿的，见之特别亲切。很多年了，市场上早已绝迹。我猜，是他的家里人自己做的吧？
他早已与世无争，日日闭门读书。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像，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书都是教育学著作和普及读物，很难想像，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
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惟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嘛，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不是上进的愿望，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不爱听。这也是天性，而不是嵇康式的世故。
他要是世故，我就进不了兰大。“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因为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阻力很大。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像。
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觉得功夫下得不够。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的隐逸之风，论证不够，显得武断。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你说对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你说对吧？
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青松当麈尾，纵横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暧昧、不确切，以至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我说当时译经，好像很认真。他说再认真也精确不到哪里去。鸠摩罗什兼通汉戎，但梵语音译，阐释纷繁，都能动多义，更难把握。依我看，清谈中的佛学，已经和佛教无关。儒家和道家也是。比如老庄主无，道家崇有。老庄贵无生，道家求长生。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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