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亨廷顿的忧思

作者：范　可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著名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人物。“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他更是忙个不停，接受访谈、发表演讲、著书立说。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两个他始终关注的主题，即：美国的国际战略和美利坚的命运。校园里和公共场合里的亨廷顿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藏在近视镜片后面一双鹰隼般的灰色眼睛闪烁着钢铁般意志的光芒。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的资深作者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九一一”发生后不久采访了亨廷顿，其中提到的一件事很能反映亨廷顿的性格。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亨廷顿和他的一位朋友饭后散步时路遇劫匪。他的朋友回忆说，亨廷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挥拳打去。一番扭打之后，劫匪竟为亨廷顿的不屈不挠所震慑而抱头鼠窜。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难道他不明白如此奋不顾身有可能遭致更大的危险？他回答说，那是他本能的反应。
　　亨廷顿在“九一一”之后最重要的著作当数去年在纽约出版的《我们是谁──挑战美国的民族认同》。在这本书里，亨廷顿以他一贯洗练、犀利、直截了当的文风，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历史际遇，以及这一认同的起伏与实质做了畅晓易懂的表述，读来令人觉得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在他看来，美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是重振已相当脆弱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大好机会，但问题在于，这个认同应当是怎样的？应当是重新确认过去的那种以基督教清教伦理为核心、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文化为内涵的所谓“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抑或如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所追求的那样，在美利坚大地上建立一个符合他们意愿的社会？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具有领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主体，而仅仅以意识形态维系的话，那这个国家的认同一定是不牢固的，而这一文化价值应当是源自于宗教信仰。因此，他认为，多元文化理念与美国的整体国家认同，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理念在美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占了上风的话，美国社会也就真的成为所谓“马赛克(mosaic)”式的社会了。这对他这么一个“爱国主义者”而言，是不可容忍的。他认为，族群、次民族(sub-national)、种族，如果这些认同大行其道，意味着人们关注的是族群性，这对国家的团结是有害的；它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凝聚力，公民也会因此而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因此，他主张，人们不应过度地关注自己的群体认同，社会也不应鼓励人们这么做。
　　亨廷顿认为，因为美国拥有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爱国主义在美国社会有深厚基础。但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认识有下降的趋势。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些涉及到美国认同的民意调查中，许多人不用“我是美国人”来作答，而是热衷于标榜自己的地方、族群或种族认同。亨廷顿为此大感沮丧。他不相信美国人民已经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激情，因此，他认为，近几十年来一直为推动建设多元文化社会而不余遗力的社会精英应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低迷状况负责。他咒骂美国的一些政界、学界和商界精英“灵魂已死”，并用“精英的非国有化(denationalization of elites)”一语来指责他们的离经叛道。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理解到，其“非国有化”有两方面含义：精英们对国家的疏离，以及他们之作为所起的对美利坚国家认同的解构作用。政治家为了拉选票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无所顾忌；学界左翼精英的民族虚无主义；商界精英则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成为跨国人物、世界公民。
　　为了实现或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理念，许多社会精英积极投入到推动“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要求给予非法移民合法地位等活动中。亨廷顿对此尤为恼火。为了证明这些精英的想法和做法有违民意，他用许多相关的民意测验结果来说明社会公众实际上不喜欢这些精英的所作所为。他相信，诸如“平权法案”、(支持将西班牙语列为官方用语的)双语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并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利坚民族的解构。显而易见，亨廷顿与美国知识界的其他保守自由主义者同属一个阵营。这批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主张政府应对任何种族/族群认同视而不见；认为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所关注的应当是独立的个人而不是任何次于民族(国家)的群体的利益。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逐渐忽视自己的种族或族群性，使国家更有凝聚力。这种看法无可厚非。然而，亨廷顿的思想有两个要害之处：其一，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的支柱是所谓的“美利坚信条”，而这一信条的核心价值是清教伦理。循此逻辑，在他看来，要求外来移民同化于美国白人的清教徒文化完全是应该和正当的；其二，为了稳固美利坚国家认同，美国需要有敌人。那么，谁是美国的敌人呢？亨廷顿认为有二：现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潜在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民族主义整体。
　　所谓美国或美利坚信条的概念被广泛使用是因为政治学者麦尔多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名为《美国困境》（The American Dilemma）的书。在书中，作者点出美国在种族、宗教、民族、地区以及经济上的异质性，但是，他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共享某种东西：一种社会气质和一种政治信条。为此，他用冠以大写字母的“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 来代表之。这一用语很快为媒体所接受，并被美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视为构成美国民族国家认同之关键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成分。然而，麦尔多的表述并没有把基督教伦理与他所定义的美国信条联系起来。相反，他所谓的政治信条实际上是启蒙运动所讴歌的人生来平等、自由、民主、博爱。这包括了今天美国国家政治所主张的言论与结社自由等已为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东西。而亨廷顿却把所谓清教伦理强调为美国信条的重要成分，主张所有美国公民和想成为美国公民的人都必须视此为美国的正朔，这显然与今天国际社会对基本人权的关怀不符。除了国际社会中的宗教极端主义国家和一些国家中别有用心的政客之外，我真无法想像，当今世界的知识界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勇于如此宣称自己国家的政治信条。在他的这本书里，十字军式的语言，诸如：“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基督教国家”、“教会是美利坚民族的灵魂”，比比皆是。
　　冷战结束之前，亨廷顿认为世界不安定的根源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因此，美国的敌人是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他与福山一样，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在国际问题上，他依然坚持其成名作《战士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A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1957) 的思路:世界是不同权力角逐的场所，任何强权都不能在此建立完全符合自己利益的统治秩序。虽然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有着普世的意义，但它无法说服所有的人去接受它，因为许多社会仍为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权力所控制。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主张美国应当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冷战之后，“历史终结”。因意识形态而成为敌人的对立面已不复存在，然中东一带仍战火不息，美国的利益在那儿不时成为攻击的对象。不仅如此，世界历史上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烟云又起。亨廷顿疑窦顿生，思来想去，遂推出其“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已不再以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划分，而是以文化来划分。文化相同者易于凑在一起，因为他们共享某种价值。而某些独有的价值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允许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所以，即便西方的某些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也难以在世界上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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