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奔丧龟兹
作者：石 岸
曾经有一个日本人去问英国史家阿诺德·汤因比，如果生命能再来一次，他愿意生在什么地方，汤翁答道：塔里木盆地的库车，因为人类的四大文明都在那里交汇。
库车，就是龟兹，不同时代的同名异译，是塔里木盆地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北边缘上的绿洲城邦，这个盆地曾被那个写《古代社会》的摩尔根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龟兹曾是唐帝国安西大都护府的治所，在远不止运载丝绸的丝绸之路上，这个差不多是世界上离大海最远的东方印欧人的绿洲小邦，就像一块海绵，吸足了东南西北富含海洋气息的文明因子——天竺、波斯、华夏，希腊、罗马，闪米特的两河、希伯来以及后来的阿拉伯，再加上那个动辄就潮水般席卷中国、西亚和欧洲的游牧大草原，都把他们的物质的、精神的货色倾注在这里，成就了独特的龟兹文化，并向远方，尤其是向东贩运、照耀或辐射。于是，龟兹就成了一面镜子，今天的中国、印度、“近东”和欧洲都能在这里映出自己的面孔，照出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而在自己的身上，也会时不时地感到它踪迹迷离的影子和声响。
龟兹人曾经大量涌入中原。史书上记载着一个叫“龟兹县”的地方，应该是被赐给龟兹移民居住的土地；而在来华的西域僧俗的姓氏里，“白”和“帛”基本上被认定是梵文pushpa的音译，“花”的意思，是龟兹的王姓。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出三藏记集》就记载着七个拥有此姓的佛经译者。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等作品里曾经考证过白居易的龟兹血统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些人和姓“裴”、“尉迟”等的西域王族以及姓“竺”、“安”、“康”、“支” 等的印度、中亚移民都成了“汉人”，并在中原世代繁衍，把他们的血统散布在我们当中。
龟兹的乐师常常是中原宫廷里的座上宾，其所受之尊崇远非巴赫、莫扎特可比；唐诗里对“琵琶”、“胡旋舞”之类西域音乐、舞蹈的描写俯拾皆是；在自汉至唐的宫廷乐舞里，龟兹乐总是名列前茅，其中携带的印度、伊朗、中亚乃至更远方的希腊、罗马气息对中国的表达方式——传统音乐、戏曲、文学等等——的“影—响”，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还有响在我们嘴里的话。我们挂在嘴边的“世界”、“未来”、“心田”、“爱河”、“因缘”、“平等”、“无名业火”、“粉身碎骨”、“回光返照”、“味同嚼蜡”等等词语可不是来自我们上古的祖先，而是翻译来的。历时千年的佛经汉译在人类翻译史和经典传播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如果我们将《大正藏》五十五卷的翻译部分和《圣经》的翻译，甚至和同时期的本土文献的数量对比一下，便会发现“现代人”到底忽略了什么。
佛教从印度北部兴起，大约一世纪时候蔓延到当时的西域，在那里勾兑、发酵、过滤，最后由大量的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僧侣传播到中原，蜕变成中原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然后风靡朝鲜、越南，并渡海到了日本。佛教传来的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催变了人的生活从内到外、从语言到气质、从风习到思考方式的方方面面。译经运动把以不太纯正的梵语和西域“胡语”为主的印欧语文献翻为汉语，最后流向民间，参与改变了汉语的语音、词汇甚至说话的方式——语法，催化了所谓第一次汉语的“印欧化”，让“上古汉语”变成了“中古汉语”。说汉语的人们从此有了对自己声音的自觉，开始了音韵的探索。而后改变的是人类灵魂的另一基本方面——文学。目录学的鼻祖僧极善文辞，《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是他的弟子，这种传承关系可以从他的《出三藏记集》（又称《录》）序的华彩文风里一目了然；从《世说新语》里我们可以知道谈玄论佛乃成一时之风，而六朝的骈骊之风和广泛流传的佛经诵读之法关系密切；音韵的探索开辟了诗律的领地，为唐诗的盛宴准备了一个花园，而宋词更是充满了西域音乐的味道，许多词牌就直接取自胡乐；小说就不必说了，按陈寅恪先生所说，“佛教经典之附庸”，亦可“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各种神怪故事、笔记小说、评书、弹词直至辉煌之明清长篇小说——如《西游记》说的直接就是取经故事——与本于经典和壁画的佛教故事流行方式是扯不清干系的……
译经和今天的个人翻译不同，在国家主持的译场中，为翻译一部佛经而同时在场的人数可达到五百人，规模巨大，分工详明，精益求精。翻译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存在着一些潜在的翻译学派或传统，其中于阗、龟兹和本土译者的翻译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而在所有的译品里，龟兹僧鸠摩罗什的翻译是流布最广，最通达畅快、琅琅上口的。鸠摩罗什是姚秦皇帝的帝师和密友，国家译场的主持者，差不多是一国的宗教领袖，《金刚经》最流行的版本就出自他的笔下。而很多最常见的佛教词语如“恒河”、“须弥山”等据考证是译自吐火罗语，而非梵语。
吐火罗语是龟兹和另一个古国焉耆的日常语言，这种死语言在前几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语境里几乎成了艰深学问的代名词。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吐火罗语古卷是用古印度的婆罗迷字体写的，而用同系字体所写的佛教梵语，则一度是龟兹的经典语言。主要以梵文、吐火罗文、于阗文和回鹘文写就的“沙海古卷”的发现和解读，是二十世纪西方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些材料主要来自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enwedel)、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探险所获，他们带走的还有以各种手段获得的雕塑、壁画等等精妙绝伦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文物。这些探险家大多自己就是杰出的学者，他们之外，在西域佛教史、印度语言和龟兹壁画的研究方面最负盛名的学者是德国的瓦尔特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此公是陈寅恪的同学，季羡林的导师。而对吐火罗语的解读，则要归功于德国的西额（E.Sieg）和西额林（W.Siegling）的杰出工作，他们的辛劳凝结为一本吐火罗语语法。西方学者苦心孤诣地解读吐火罗语可不是赶时髦。除了对知识和“历史的真实”的广义兴趣之外，他们关注的也许是自身的根和源。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事实上它的流行区域几乎是古代该语系所达到的最东边界。然而让语言学家吃惊的是，虽然吐火罗语处在印欧语东支Satem语组的梵语、古波斯语的东面，却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Centum语组，就是说它和希腊语、拉丁语、古凯尔特语以及今天的法语、意大利语等更为亲近，而与公元前二千年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印欧帝国的赫梯人的语言关系尤为密切，因此，它极有可能属于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印欧语之一，而说这种语言的种族却可能是“从东方来的”，因为有学者认为大月氏人说的也是吐火罗语，那么，这个东方又在哪里呢？
龟兹出土的数量可观的梵文古卷大多都和曾经活跃在中亚的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法藏部等有关，而这些部派被当作“小乘佛教”，没有真正传播到“大乘佛教”一统天下的中土。有研究认为佛教三至六世纪在龟兹达到极盛，玄奘七世纪时还曾见到那里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今天库车县东北的东西两座雀离大寺废址依然在河岸上断壁巍峨、残塔耸立，虽是寺庙，规模却要比许多古城遗址大出数倍。
然而，那个曾经显赫过的城邦消失了，流行其国的教派也在宗教战争中湮灭无闻了。但是，作为业已消逝的灿烂时光的见证，虽然屡经丧乱，以克孜尔为中心的龟兹石窟寺群却还赫然存留在耸立的岩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