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现代帝国的凯歌与挽歌
作者：崔勇列
这部书里把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样式表述为一种新型的“帝国秩序”。这里所说的“帝国”，不是一种在以往历史中常见的利用幅员、资源占有和军事力量优势进行超地域扩张，并寻求世界权力的超级民族国家，而是利用自身政治制度、文化张力、经济增长、投资结构和技术革新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衍生的军事力量，来主导世界局势走向，并辅之以大型跨国公司、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特定国际机构，来寻求符合自身政治价值体系和文化总体结构的隐性却统一运作的国际政治秩序，并对这些秩序保持长期动态主导力的现象。这个新帝国寻求的不是以战争形式获取的疆域征服或政治殖民臣服，而是一种以文化价值推广、经济活动全球化和军事力量显示为主要手段的利益—影响力—主导性的复合历史目标。而其对立面则由以前的“无产者”或“工人阶级”等简化社会分群转型为由第三世界国家、低收入阶层、女性、非欧洲人种、主体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和少数团体等构成的无法对现有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施加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将这个群体表述为 multitude 。
但哈特和奈格里新颖的“帝国”概念却多少被multitude（我译为“聚群”，也有译为“诸众”）概念中后马克思主义色彩所掩盖，而依旧被西方学术界定义为边缘性的激进左翼理论。著名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就大咧咧地问道：“这个国家投票给共和党人的半数民众就不算在multitude里喽！”的确，“聚群”理论对一些重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式解释，有点“授人以柄”之憾。二人将私有制称为“盗窃制度”，“全球化”永不对任何人造益，民主制度并非植根于宪政传统以及政党和选举制度，而是“被特殊利益精英集团操纵的政治游戏”等激进理论，很难让西方知识界严肃和全面地看待他们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即关于“帝国”的描述。哈特和奈格里很深刻地描述了现代帝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某特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无论其被选举或被提名担任该国重大公职，都可自动地取得一种延伸到其民族国家疆界以外的巨大权力”。但是，二人却同时又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全球化”。于是，关于帝国的客观精彩表述，和关于“全球化”的激烈道德否定重叠在一起，使他们的意识偏向多少减弱了其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是件顶可惜的事。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的表述却相当新颖，在现代西方知识界方兴未艾的“帝国”大讨论中有其独到价值。至少，他们引导人们思考，这种“帝国”到底如何改变或颠覆了以往的帝国概念，又如何会改写此后的历史篇章？许多人其实并非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样对“帝国”现象持否定态度。英国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在最近出版的《巨人：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一书中，就强调“帝国”（严格来讲是“美利坚帝国”)应被视作一种崭新的历史和政治秩序，一种具有高度效率却并非时常精确运转的世界性政治稳定结构。他认为，这个“帝国”及由它推动和扩展的全球化实际上也是历史上许多帝国开启的国际主义时代的翻版。波斯帝国的北向扩张推动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欧亚贸易，奠定了西方历史在欧亚大陆内循环的基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扩张在欧亚大陆推动的希腊化运动深刻改变了历史的面貌，他的将军们各自建立的地区王国重新排列了欧亚政治版图，更刺激了基督教的产生；罗马帝国的全方位膨胀不仅建立起至今都在发挥功能的政治法律体系和欧洲一体的思维方式，也把基督教推进欧洲腹地，确立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文化体系中牢固的中心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刺激了欧洲在政治生活和文化意识上的危机感，促进了欧洲长久以来不易动摇的自我历史认同，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东伊斯兰社会的大规模世俗化 (美国中东历史文化问题专家戴维·莱姆尼克〔David Remnick〕曾有令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反应过于强烈，使奥斯曼帝国过早趋于衰亡，从而中东地区未能完成其世俗化历史运动，不得不回复到伊斯兰教原义中重新塑造新的文化认同，从而刺激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勃兴)；英帝国则第一次超越了欧洲文化在欧亚大陆内摆荡不已的历史循环，而把它真正推到世界广大角落，通过殖民运动广泛种植了欧洲代议制政治模式，而且奠定了世界性海洋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美利坚帝国实质上也是这类国际主义式历史帝国，只是有一些新的特征：它谨慎地避免旧式帝国公然的领土吞并、强植政治制度结构和强制文化灌输等行为模式，而是推展一种内在“美国化”运动，即通过一系列文化价值载体、生活方式、经济结构样式和政治观念取向等隐形精神输出，使当地民众在文化心理层面和行为方式上“类美国化”。当然这种帝国行为方式也必然辅之于军事行动，但是军事行动从来不是帝国首选的行为方式。美利坚帝国行为目标的选取也植根于价值考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最近的几场战争也是为了拔除米洛舍维奇、塔利班和萨达姆这三个“暴政”的钉子。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帝国像美国这样在采取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出高度审慎，对战争行为事先进行高精度政治演算和程序确认，也从未有一个帝国将军事机器首先作为威吓和取得政治尊崇的特殊政治工具。
按照弗格森的解释，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少有的具有传统帝国主义行为特征，即在缺乏显著的价值纲领支托和低度政治程序控制下发动的军事行为。但是美国从来就没有准备好扮演一个真正帝国的角色，“他们满足于在别国建立华尔街和超级商场，却从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殖民)国家”。美国的问题是，“美国人总是勇于承担义务，却不愿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是英帝国，会直接占领和吞并中东国家并直接霸占油田，而不会像美国这样以超级石油公司的标准经济贸易行为对石油资源进行有利自身的调配。美国以为强大而高效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价值的道德感召力足以使伊拉克人民顺服地和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就如“二战”后德国日本一样。但是缺乏完整的占领方案和占领区政治统治结构的根本重塑，没有占领区社会生活和文化模式的改造，以及具有持续性而且适度严酷的政治压制，便不可能达成完整的帝国目标。弗格森甚至很刻薄地谈到，战后西部德国(西德)的重建，即使没有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的支持也可以德国人一己之力达成，因为纳粹统治不过短短十二年，德国人依旧鲜活记忆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政治的运作情形。根据弗格森的理解，如果美国敢于采取英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对其殖民地和占领区所采取的严酷的政治铁腕压制，使被统治社会民众清醒认识到帝国政治秩序和权威不容挑战，伊拉克可能早就恢复正常秩序。换句话说，美国当初就不该攻打伊拉克；既然攻打了，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软趴趴的“统治”。
读后的一个感觉是，弗格森讲的很多是“歪理”，最后“歪”“歪”得正，讲出来了“是那么一回事”的道理。弗格森这个刚满四十岁多才多艺的历史学家 (现在耶鲁大学执教，研究领域遍及政治史、金融史、经济史和战争史，甚至还撰写名人传记) 毫无疑问是个右派，而且年轻气盛。那份指点江山的“霸气”中不免夹带一点偏激。他和哈特与奈格里算是两个极端。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帝国”形式和功能方式问题上却产生了有趣的交集。他们都认为：一、美国是一个新的历史帝国，或者是历史帝国的核心力量；二、“帝国”实际上也是一种合成的国际政治秩序，一种超越地理疆界而强行延伸的政治权力体系；三、帝国秩序和权力具有先验强制性和选择的刚性，也就是说，帝国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和必须跟随的。一个政治体系的权力意志一旦延伸至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外，其功能方式就与在疆界以内通常的运作功能方式大大不同。帝国政治权力结合了政治制度强制、军事力量威胁、经济模式强植和随之而来的物质生活样式渗透、文化和语言体系的优势蔓延等多样化和总体化的逼迫。这种现象使得被强制的弱方失去任何政治抵抗和文化缓冲的余地，于是形成帝国政治权力全面的专制化延展。区别似乎只在于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美利坚帝国是一种借民主制度对世界进行帝国强制的伪善者，而弗格森认为美国是一个道地的帝国力量，但缺乏真正的帝国气派和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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