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萧条异代不同时

作者:刘绪义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因称船山先生。明亡,王夫之在衡山举义兵阻击清军。战败后退至广东肇庆,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行人。因面责兵部尚书王化澄“徇私植党”,差一点身陷大狱,死于非命,就到桂林依附拥立永历的瞿式耜。当瞿氏殉难之后,船山知事有不逮,就决心隐遁。先后辗转湘西、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栖伏林谷,随地托迹,潜心学术,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领域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这些为人熟知的东西我们就不详说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难以理解的谜。
  众所周知,凡读过杜诗的人,谁不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挚爱而动容呢?王夫之却是一个例外。其例外之处何在?
  其一,王夫之是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格之人。王船山批杜可以说是遍及杜诗。如在评杜甫《漫成》一诗时说:
  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力(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唐诗评选》卷三,《船山全书》第十四册)
  直指杜甫的诗是为了装门面、盈局面。又说:
  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
  一件衣服穿十年,一个月才吃九顿饭,这样穷愁潦倒的人怎么可能来行忠孝呢?继而他还对杜甫忧国忧民之情提出了怀疑,如他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说:
  《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三册)
  在船山看来,杜甫之忧其实是表面功夫,忧之在眉就是假忧。
  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来被人称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格调之快,心情之快溢于纸上。王夫之却认为:“杜有‘剑外忽传收冀北(当为蓟)’诸篇,大耍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诗评选》卷四)在船山看来,正是他大耍“忧之以眉”的法门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证。
  总之,在老先生眼里,杜甫是一个满纸虚声,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心术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
  除此而外,还在评初唐王绩《野望》时骂杜甫“诲淫诲盗”:
  “大都读杜诗诗学杜者皆有此病,(不绍古响),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杜于歌行自是散圣、庵主家风,不登宗乘,于他本色处拣别可知。(《古诗评选》卷一)。”
  其次,他是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的人。
  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的,《渔隐业话》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后李,引得韩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回应,提醒大家要对李杜并重。此后,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则明确黜李扬杜;宋有杨亿、明有杨慎,则黜杜扬李,元明两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风头要远远超过杜甫。
  到清代,由于乾隆帝撰《唐宋诗醇》,并在自序中说:
  有唐诗人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谭艺家至今奉为矩矱,无异议者。然有同时并出,与之颉颃上下,齐驱中原,势均力敌,而无所多让之太白,亦千古一人也。
  又云:
  李杜二家,所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者,观其全诗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纵恣不羁,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意。子美沉郁,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穷极笔势,尽情事之曲折而止。
  最后乾隆总论李杜云:
  若其蒿目时政,疾心朝廷,凡祸乱之萌,成败之实,靡不托之歌谣,反纵慨叹,以致其忠爱之心,其根于性情,笃于君上者,按之固无不同也。至于根本风骚,驰驱汉魏,撷六朝之精华,扫五代之柔靡,词华炳蔚,照耀百世,而人又何以异哉?
  乾隆的出发点是李杜不分轩轾,因而,后世就以“诗不可以论劣”为李杜优劣论作结。
  其实,此前不管是黜李扬杜还是黜杜扬李,抑或是李杜并驾论者,多从诗的才情和思想作结,而独独王船山,第一次明确提出李优杜劣,则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的。
  李独用本色,则为‘金陵送别’一流诗,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茄词》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处。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
  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俗子非出像则不省,几俗卖陈寿《三国志》以雇说书人打匾鼓,夸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唐诗评选》)
  在这里,王船山也从本色入手评议李杜,但他认为杜甫真正称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于其他类诗,孤、卑参杂。
  他讥杜诗《石壕吏》是“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认为誉杜诗为诗史者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古诗评选》卷四),指斥杜陵“三别”是“偨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堆砌事实,缺少气骨,乖离风雅之旨。
  在评《千秋节有感》时说:“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为是杜至处。”
  在评《后出塞》之一“献凯日继踵”时说其“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杜陵败笔有‘李瑱(李鼎)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漫骂之祖,实是风雅一厄。道广难周,无宁自爱”。
  那么,王船山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杜批杜呢?为什么他要逆无数杜甫的拥趸们的喜好,把杜甫从诗品到人品全盘否定呢?这几乎成了众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学者们郁积在心的一个谜。
  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
  说起来,王船山对杜甫是情有独钟的。王船山贬杜批杜并非随兴所为,从上文列举的例子来看,他是熟读杜诗并为杜诗作了厚厚的评点的。可以说,他与这位相隔900余年的前辈诗人杜甫是由爱生恨,爱恨到了难以融解的地步。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
  杜甫有一首题为《月》的诗: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尘匣元开境,风帘自上钩。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对于“月出”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诗里曾反复出现月的意象,每一次写月都感受到一种新生般的体验。这首诗,苏东坡曾给予高度的赞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可见此诗的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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