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行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守望者
作者：王晓骊
叶嘉莹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词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从1980年大陆出版其第一部词学论文集《迦陵论词丛稿》至今，她的词学论著和论文不断付梓出版或发表。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收录了《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唐宋名家词论稿》、《唐宋词十七讲》、《清词丛论》、《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古典诗词讲演集》、《汉魏六朝诗讲录》、《我的诗词道路》等十种论著，是大陆较完整的叶嘉莹文集。其中的大多数此前均已出版或以论文形式发表，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可见其影响之大。在叶嘉莹的众多学术论著和论文中，笔者以为，以《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岳麓书社1990年版）最为重要，也标志着叶嘉莹词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迦陵论词丛稿》是作者的词学论文集，其中收录的论文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主要内容集中于对具体词人和词作的批评与鉴赏，虽然这些文稿并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也不是有计划的系统化研究成果，但其中彰显出的叶嘉莹的学术个性已十分明显，影响也颇为深远。本书自结集以来，即受到了专业学者和普通诗词爱好者的共同肯定。对于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这几乎可以算作一种奇迹。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叶嘉莹化用西方文艺理论，细绎文本，对一些词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又莫衷一是的老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在这部书里，最受学者关注的是《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梦窗”即南宋词人吴文英，此人一生曳裾侯门，以布衣终老，他的词一向毁誉半参，毁之者讥之为“七宝楼台”，“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词源》）；誉之者则推其“奇思壮采”，“虽清真不过也”（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然之所以毁誉若斯，则都语焉不详。叶嘉莹此文，从对文本的“细心吟绎”出发，发现梦窗词具有违弃传统而近乎现代化（即西方近代艺术表现方法）的特点，从而为解读梦窗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确实有助于准确评价吴文英词的艺术价值。叶氏在这一问题上的开拓性研究，在《迦陵论词丛稿》出版后不久，就得到了大陆学界的一致好评。而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叶氏学术精神，更博得了学者的称赏：“她不逞才使气，很平实，摆事实，讲道理，气质高尚，气象平和；她行文极细密周至，原原本本，不厌其烦，诲人不倦的苦心流露在字里行间；她是比较文学家，文中引了很多西方著名的、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来作对照说明。甚至不妨说，她对梦窗的研究，是由广义的比较文学方面受到启示的。”（周汝昌《愿抛心力作词人——读迦陵论词丛稿散记》，《读书》1982年第10期）这篇论文写定于1966年，而大陆学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机会接触。对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禁锢之后，刚刚获得思想自由的大陆学者来说，叶嘉莹的阐述严谨细密、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既吸纳西方思想，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典诗词的审美特征，她在学术界所引发的震动是可以想象的。
而对于普通欣赏者来说，叶嘉莹的学术著作没有学院派的繁缛枯燥，她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字里行间，不仅是一个长者循循善诱的耐心和宽容，也包含着充满智慧的人生感悟。浓郁的人生情怀，让她的文字具有鲜活、真诚的感人力量。她不仅还原了诗词之美，也承载了她本身如同古典诗词般的通灵优雅。所以说，《迦陵论词丛稿》在非专业读者群中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古典诗词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这部书稿本身和叶嘉莹本人的感染力。
《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结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首先由台湾大安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内地则于199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与《迦陵论词丛稿》相比，这部论著的重点转移到了“批评之批评”，即词学理论的研究之上，因此具有更纯粹的学术气息。在本书的主干部分《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叶嘉莹对词的审美特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在王国维“要眇宜修”说的基础上，将词的审美特质总结为“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并从词史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证了这一特质的存在及其在保持词之文体独立性方面的重要性。她认为，词史的发展虽经历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三个阶段，词在每一阶段都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审美风格，但其佳者，往往都具有曲折含蓄、耐人寻味的深情远韵，而这正是词脱离音乐之后，仍得以独立于诗歌之外的真正本色。也正是从这一本体论出发，叶嘉莹有力地驳斥了词学界以清词为“词鬼”的偏颇观点，指出词的这一美感特质在清词中有更为出色的表现，清词的价值未可轻视。由于叶嘉莹对词美感特质的提炼是以词史的发展现实为基础的，而非单纯的感性体悟，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可以说，这是叶嘉莹词学体系中坚实的理论基石。此外，这部书还展示了用西方理论进行具体研究的范例，可以看作是叶嘉莹用比较诗学研究词学的进一步尝试。
从现有的论著和论文来看，叶嘉莹已基本完成了现代词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内容涵盖了创作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各个方面。不过，叶嘉莹词学研究的个性化特征和主要成就并不在于其涉猎面之广，研究领域之全，而在于其融现代与古代、西方与东方、感性与理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独特视角和话语方式。
首先，叶嘉莹从现代理念出发，对传统词学进行梳理，以实现古典审美理想的现代化转型。自晚清以来，词学研究一直是备受学者关注的“显学”。但是传统词学由于受以直观感悟为主的表述方式的限制，大多数观点和见解都缺少必要的阐释及分析。这不仅影响了词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也成为今人接受词学理论的最大障碍。叶嘉莹词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古典文学作品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得到生命的延续，并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从这一立场出发，她一直致力于用现代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话语方式去梳理和评价古代词学理论。比如在其词学理论中占重要地位的“兴发感动”说即来自于“赋、比、兴”的传统诗歌理论，但叶嘉莹将之与西方文艺理论相比照和融合，形成了包含创作、评价和接受在内的新的理论内涵。从创作而言，词人“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兴发感动”是创作的动机和起点；从评价而言，词人不仅需要有“兴发感动”，而且必须具备“能写之”的素质，因此文学作品是否传达出词人的“兴发感动”是评价作品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从接受而言，读者的“兴发感动”即从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得到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净化，这是作品能否为读者接受的关键因素。这一理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诗歌所特重的感发特质，使诗歌文本与生命实现得以互为作用，完成了诗歌首要作用的实现”（钟锦《哲学视域中的叶嘉莹词学》，《兰州学刊》2004年第5期），更在于她把文学接受和文学创作融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在古典诗词主要是以接受的方式发挥其作用的当代显得尤为重要，“兴发感动”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叶嘉莹的词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词学研究者之外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欢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以“兴发感动”为媒介，将当代读者与古代词人对人生的独特体验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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