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史识
作者：张桂萍
作为批评家，李长之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他精通德文和英文，能阅读法文、俄文、日文原著，早年不仅醉心于德国学术和文化的介绍评论，而且始终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因此其文学批评方法有着中西结合、通汇古今的特点。另外，他的勤奋多才在现当代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从他不足二十岁在北大读书开始，到他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三十多年中他除了写有几百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二十余种专著，他批评过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羲之等人，以及几乎所有现当代知名作家。他出版有诗集《夜宴》、《星的歌颂》，也翻译过歌德的《歌德童话》、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但他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就和地位更令人瞩目，他一生也是以批评家自居的。对于这一点，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于天池的《批评家李长之》等论著都有深入的阐述。
在李长之数量众多的批评著作中，《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其古典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力作。当代学者多把它看作是具有传记批评色彩的专著，所采用的主要批评方法就是将作家的生平事迹与其作品相联系，注意抓住其本质特征及其进展过程予以全面的批评。笔者想强调的是，他在阐述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准确和敏锐，以及敢说敢为、独立自信的气概，显示了李长之文学批评的总体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其对“史识”的认识和坚持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完成于1946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问世已近60年了，可以说是一本老书。但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一提起这本书，大家都会想起它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充满激情的表述。它为什么有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对此，学者多从李长之先生表述上的富有文采和激情加以评价，但我想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与李长之先生表现在书中的史识有很大的关系的。
与先前或同时代的《史记》研究著作相比，本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明确提出了从“史识”出发进行撰述的宗旨。李长之先生认为，当时在大学里开的“史记研究”的课，只讲版本，讲训诂，讲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讲讲“义法”，如此而已。因此，作者在《自序》中提出：
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
在后来的论述中，李长之先生还特别在第七章列出一节讨论司马迁的史识，并在很多地方指出其“史识”之所在：
司马迁之难能可贵，并不只在他的博学，而尤在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所谓识。就是凭这种识，使他统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开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使我们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气魄和胸襟之下。学问到了这个地步，已近于一种艺术，因为它已经操纵在己，没法传给别人，也没法为人所仿效了！
一个历史家之可贵，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对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义。……司马迁之可贵，乃在他的“识”。由于他的“识”，于是他能对平凡的史料，而掘发出了意义。
读书多不难，难在读书要有理解。即以司马迁之论孔子，论老子，论屈原，他是太会读书了。这就又靠他的识了。
在李长之先生看来，司马迁的《史记》使历史著作成为一种艺术，靠的并不是堆砌史料，而是抉择、鉴别史料的史识，而这些烛照大处的眼光和能力又必须通过读书来培养。他所说的读书不是钻进故纸堆的“死读”，而是要不断磨练理解史料、鉴别史料的能力，促使自己的史识不断提高。这些认识最终形成他对“良史”之才、学、识、德的理解：
一个人的“学”诚然重要，然而真正本钱还是在“识”，刘知几说良史一定要有才学识，章学诚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还是“识”。因为“才”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不过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学者。至于“德”，那也仍是识的问题。能见大体之谓识，能察根本之谓识，有这种识，还会没有史德么？必须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然后足以言史！
他在这里提出识是“良史”修养中最紧要的一条。这不是他的创见，古代学者也多有这样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德、识关系的理解。他强调的识是能见大体、察根本的能力，从更深层看也是史家道德人格的修养，凡对历史、国家、政治等大是非都能有通达之见的，还会没有史德吗？可见，他所说的识不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偏之见，而是通识，是识与德的统一体。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李长之先生评论《史记》时没有炫耀自己的博学（尽管他在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而是尽量以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总体的学科背景和贯通的发展趋势发掘司马迁及《史记》的丰富内涵。这可以说正是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深旨，表现了他善读书的识力。
应当指出，本书是第一本把司马迁同时作为史学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并加以系统考察的学术专著。作者从史学、文学、哲学的角度，对《史记》产生的时代特点，司马迁的学术渊源、历史观点、政治思想，到《史记》各篇的具体作者、著作年代及其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作者在第七章《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中，从思想渊源上探讨了司马迁的思想与儒家、道家和荀学的关系，认为司马迁主要受惠于孔子，和孔子有“真正的共鸣”，但其根本思想还是道家。这主要源于家学，也受荀子学说中自然主义的影响。所谓“自然主义”是指司马迁的思想带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色彩。由于汉朝受楚文化的影响，加之通西域后“异国情调”的输入和汉武帝初期经济的繁荣，造成了一个洋溢着浪漫精神的时代，这又使司马迁的性格带有了浪漫色彩。这样，从思想上看，司马迁是自然主义的，在性格上却是富于浪漫和情感的——这是李长之对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定下的基调。然后，他又揭示了司马迁历史家的身份和地位，说司马迁“究竟是一个历史家”，并从司马迁的历史意识、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及政治观、史官传统等方面，突出阐述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作者在《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和《文学史上之司马迁》两章中，着重阐述了司马迁文章的风格和美学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书名中所谓“人格”包括对司马迁思想、性格、心理及其成因的探讨，“风格”则主要是分析《史记》一书的创造性特征的构成，这样就把史家司马迁的个性特征和伟大史著《史记》的创造性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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