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
人世、空山与瀑泉
作者：刘艳云
隐居生活——无奈的心灵挣扎
既然隐居空山，作品中自然要写到隐逸生活。于鹄有时十分惬意于隐居生活的闲适，他的有些作品用平淡的白描手法，像一部部节奏舒缓的纪录片一样展示了自己的生活细节，透露出一种恬适闲散的心境，如《题邻居》、《山中寄韦钲》等。诗人对于隐居的享受还来源于对周围自然风景的赏爱，他有一些作品描绘了山间优美清新的景色，展示了散淡的生活趣味。像这些诗句“草生垂井口，花落拥篱根”、“萤影竹窗下，松声茅屋头”，都展现了不加雕饰的原生态的自然。有时候他在景物的描写中蕴含了更多的思考，最典型的就是这首《春山居》：
独来多任性，
惟与白云期。
深处花开尽，
迟眠人不知。
水流山暗处，
风起月明时。
望见南峰近，
年年懒更移。
诗人虽然是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山间的景色。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这首诗中诗人所使用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再现现实的描述性意象，诗中的花、水、风、月都具有了象征性的抒情意味。由这些意象组合起来的“深处花开尽，迟眠人不知。水流山暗处，风起月明时”这两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它们只是再现了现实。在这样的诗句中，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已经与自然这一审美客体化为一身。作品所传达的是一种随缘任性的内心感受，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盛唐王维隐逸精神的遗存。
但是，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是还有未能摆脱的牵挂，看这样的两首诗：
三十无名客，
空山独卧秋。
病多知药性，
年长信人愁。
萤影竹窗下，
松声茅屋头。
近来心更静，
不梦世间游。
——《山中自述》却忆东溪日，
童年侍鲁儒。
僧房闲共宿，
酒肆醉相扶。
天畔双旌贵，
山中病客孤。
无谋还有计，
春谷种桑榆。
——《山中寄樊仆射》
前一首显然是第一次隐居时的作品。三十尚无名，已是诗人巨大的失落，空山独卧更是心有不甘。可是这一切似乎无法改变，只能任人去忧愁。末联说“近来心更静，不梦世间游”，恰恰透露了诗人由于不能实现“世间游”这一梦想而产生的深深的无奈，说明了原本心就是不静的，“世间游”的梦是常有的。第二首更值得玩味，是写给自己幼年时的同伴的。这首诗应作于第二次归山之后。此时故交樊泽已加“仆射”之衔，正在山南道任职。此前于鹄曾依附樊泽在荆南幕中任职。诗中先追忆当初曾一同学习游玩，可是今天，对方已成为朝中的显贵，手握重权。而自己呢，仍是山中一介无名之士，无所作为。虽然诗人仍在以种春谷于桑榆来自娱自慰，但整首诗的情绪绝不是轻松平和，写这首诗的目的也并非仅仅与老友叙叙旧。“天畔双旌贵，山中病客孤”，明显透露了诗人由于现实的巨大反差而生发的失落感，希求援引之意也就不言自明。
可是诗人为什么还要隐逸呢？关于他第一次隐居，他的那首《长安游》把原因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久卧长安春复秋，
五侯长乐客长愁。
绣帘朱毂逢花住，
锦幨银珂触雨游。
何处少年吹玉笛，
谁家鹦鹉语红楼？
年年只是看他贵，
不及南山任白头。
可见，他年轻时曾经长期居住长安求取功名，在长安都中，他看到了富贵者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客居者，他的功名梦想未能实现，而且饱受着来自富贵阶层的刺激。在他的笔下，长安城中富人们的生活是如此有声有色，充满巨大的吸引力，这在他那首《公子行》中也表露无遗。可是这一切注定和他没有关系，现实只能让他“年年只是看他贵”。在这样的愤愤不平之下，他只好“不及南山任白头”了。可见，于鹄的归隐并非是像陶渊明那样，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为保存自己的气节而归隐；也不是像当朝的前辈王维那样，要在山林之中寻得内心的空明无碍，与空山浑化为一体。他的归隐只是基于现实梦想的难以实现，是被迫作出的选择。而第二次归山的原因，可以在他入仕之后的作品中找到一些线索。入仕之后他也时时流露出“不如归山好”的念头，但是并不能说明这是他心向往之的肺腑之言。可能由于地位的关系，入仕之后他所接触到的也大多是沉沦下僚的官员，他们有的是“白首从戎客，青衫未离身”，有的只能出使到“碛冷惟逢雁，天春不见花”的边地，有的甚至是“白头无侍子，多病向天涯”的逐臣。进入仕途后的诗人还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身边这些人的经历也不能给他任何精神上的鼓舞，一切都与自己美好的梦想相去甚远，诗人的挫折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心系空山是一种自我安慰，并非出于本心。
寻仙访道——迷惘的精神追寻
隐逸文化发展到唐代，已经出现道隐合一的现象，这当然与唐代天子李氏家族对于道教的提倡有关。唐代又是禅宗文化的鼎盛时期，诗人与佛教徒交往很普遍，甚至诗人自身就参禅修佛。寻仙访道成为唐代隐士诗人创作的重要内容也便非常正常了。
当然，一位隐居的诗人写作这样题材的作品，除了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高蹈出尘，坚定自己隐居的信念。我们不排除于鹄可能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他似乎也努力实践过。但事实上，从他的作品来看，他的这一主观愿望并未实现，也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唐音癸签》中说“于鹄习隐，多高人之意，故其诗能有景象。《山中访道》诸大篇，泠泠独远，不疑世外人作”，只是看到了热闹的表象，没有深入到作品的核心。对于于鹄来说，寻求超脱之境将永远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理想。
首先，佛和道都是追求出世的，人们修佛习道是为了超越人世的烦恼。佛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彼岸世界的一套理论，但不管是佛的脱离轮回之苦，还是道的华美仙境，都需要修习者有坚定的信心，付出艰苦的努力。于鹄似乎很努力，去拜访高僧神道时不辞辛苦，有时还要披星戴月、披荆斩棘。但内心深处的信念似乎并不是很坚定：
夜爱云林好，
寒天月里行。
青牛眠树影，
白犬吠猿声。
一磬山院静，
千灯溪路明。
从来此峰客，
几个得长生。
——《宿王尊师隐居》
这首诗是诗人冷静的心灵自省。寒天月夜，环境清幽，恰好适合清修；宿于道者隐居，又有磬声过滤尘心杂念，该是一种最容易进入角色、产生皈依之念的情境。但是诗人此时却偏偏不合时宜的在思考“几个得长生”，这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尘缘未断，领悟不到神佛的点化。而这一怀疑足可以摧毁他所作的所有的努力。
其次，于鹄访道寻僧的诗篇有二十首左右，在他作品总数中接近三分之一，而且他所有的长篇都是这一题材。可以肯定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上他是花了心思的。这些作品，从写景到叙事，无不展示着出世外表之下内心的嘈杂。
我们先来看写景。高僧仙道们修行的地方一般是远离喧闹的尘世，风景也定然清幽秀丽。于鹄自然也对这样的景物多有描绘，诸如以“枯藤离旧树，朽石落高峰”来形状柏台山僧修炼之处的幽险，以“新雨闲门静，孤松满院凉”来衬托服柏先生居所的幽清。这些景物描写不乏生动形象，但是有一点不足，他的绝大部分诗作中缺少那种与这样的环境融为一体的情感。我们不妨把他同潜心修佛的前辈王维做一个比较，王维安于空山生活，而且有很深的佛学修养。他也善于写景，善于刻画空明幽清的诗境，但是他笔下的景物是情绪的外化，是那种空明无碍的宁静心绪的化身。尽管我们从他的语言中看不到情绪的倾向，甚至感觉不到创作主体的存在，他笔下的景物也是那么浑然天成，仿佛就是原生态的自然，但是理智仍然会告诉我们，这不可能就是自然的原貌，它们仍然是经过诗人情感过滤了的东西，是经过主观意识修剪了的风景。它呈现出浑然的面貌是因为诗人最大限度的从心灵中接近了自然，与自然产生了共鸣甚至融为了一体。而于鹄，相比之下则缺少了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体认与共鸣。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用眼睛看风景，就像是一个游客，在用欣赏的目光观察风景，或者说像一个导游，在细致地解说风景的优美，表达一种与心灵无关的、情感最表层的钦羡。比较一下这两首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