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稼轩词艺的禅学促因

作者:刘晓珍




  由于北宋以来,特别是南渡前后诗法理论当中“以禅喻诗”的盛行,到了南宋,此法渐入词体,辛弃疾、姜夔等词人虽然没有直接、明确的论词文字,但辛弃疾的词作中有一些论词的话语,姜夔的诗论部分可通之于词论,也是学界的共识。在辛弃疾、姜夔初步尝试的启发下,到了宋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部受禅宗影响颇深的论词专著——《词源》。可以说,到了南宋时期,对禅宗的接受重点已经从内容逐渐转向艺术手法,大大地提高了词人的词学理论水平。考察词作风格,与姜、张追求清空骚雅的词风而多吸取禅宗清雅空灵、超越凡俗的审美特质不同,辛弃疾主要是受到禅宗公案、机锋等文字化走向的影响,形成他的独特词风。总体来看,辛弃疾词在艺术方法上主要从禅宗那里接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不主故常,词见活法
  
  辛弃疾《水调歌头•赋松菊堂》中云:“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明确提出“活法”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说明辛弃疾对当时诗学理论中盛行的活法说比较熟悉。活是南宗禅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含义大旨是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或自由灵活的思维方式,不执著、不粘滞,通达透脱、活泼无碍。活的方法首先体现在悟道方面,即反对参死句,主张灵活、多样的参禅方法,不拘故常,善于变化,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四所说:“夫参学者,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这是禅宗的活参;其次,体现在传道方面,在祖师这里,传授禅法、启发弟子也要灵活,不可形成规矩、套路,而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所以临济宗有四宾主、曹洞宗有五君臣等接机方法,另外,禅师们还有棒喝、拳打脚踢、画圆相等五花八门的接机方法。总之,禅宗不论在传授还是学习的过程中,都力倡灵活多样的方法,最忌拾人牙慧、照搬照学而没有自家的切身体会。这种禅宗悟道方式对文人创作理论有很大影响,首先表现在诗学领域,就是吕本中《夏均父集序》中提出的“活法”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悖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看来,诗学活法主要应指一种灵活的、富于创造性的创作态度与方法。此说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文学界的很大响应,不仅风靡诗学领域,也渗透入文、词等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中。其实,北宋时的苏轼、黄庭坚虽然没有提出词学活法论,但词学创作敢于突破传统,灵活创新,词风初步显示活泼无碍、不主故常的特征,应该是与他们深受禅宗活法的影响有关,只是尚未给出理论定义。到了南宋,辛弃疾非但在词学创作中更为成功、全面地实践了禅宗活法,而且也是在对活法有理论自觉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辛弃疾善用活法的词学创作特征,当时即受到众人的关注,范开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稼轩词序》)刘克庄也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繐,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这些都说明了辛弃疾词体的灵活多样、变化生新、极富独创精神的特征。稍后的刘辰翁更直接点明了辛词这一特征与禅宗的相似之处:“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辛稼轩词序》)事实上,辛弃疾词体之所以能形成如此“活”的艺术风貌,正是受到了禅宗活法(包括诗学活法)的启发。大体来说,辛词的活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词体内容上的大胆突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使词成为“陶写之具”。二是词体风格方面的丰富多样,不拘一格。有的清丽婉曲,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清旷空灵,有的低回沉咽,还有的幽默诙谐。三是在词体艺术手法方面敢于创新,除了传统的艺术手法外,辛弃疾还大胆尝试新的艺术手法,比如在前人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文为词、对话体入词等,为其词增添了不少新鲜活泼的气息。
  
  二、遍参前作,自成一家
  
  辛弃疾虽然对禅宗义理没有深入研究,对禅宗思想的接受也并不深刻、全面、持久,但这并不妨碍他充分吸纳禅宗艺术精华,以使其词学创作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辛弃疾博学强记,善于继承优秀文化遗产。虽然他的人生首要目的是建功立业,但文学创作也是他毕生倾尽心力的一项事业,丝毫没有轻视之意。其《鹧鸪天》词云:“点尽苍苦色欲空,竹篱茅舍要诗情。花余歌舞欢娱外,诗在经营惨淡中。”可见词学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载,稼轩每有所作,则“顾问坐客何如”。北固亭怀古词成后,岳珂提出“新作微觉用事多”,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他对待创作严肃认真,还体现在极善于学习前人方面,这恐怕与当时流行的“遍参”、“活参”方法有关,其《鹧鸪天•发底青青无限春》中云:“书万卷,笔如神。”《汉宫春•答吴子似总干和章》又说:“还自笑,君诗顿觉,胸中万卷藏书。”可见对多读书的强调。其《再用〈读邵尧夫诗〉韵》还说:“古人有句须参取。”可作为“读书万卷”的禅学注脚,所谓“参”乃禅宗术语,“参禅”是达致禅悟的必要途径,参或者参究也即参与禅宗活动、参究禅宗机锋公案等。“参”有正参、熟参、遍参、活参之说,如《罗湖野录》卷四:“明州和庵主,从南岳辨禅师游丛林,以为饱参。”《五灯会元》卷七:“玄沙师备从雪峰问道,雪峰曰:备头陀何不遍参去?”总之是要求道者要普遍、正确、透彻、灵活地参。因为宋代是文字禅盛行的时期,对公案、语录的参究学习成为禅悟的重要渠道,也影响了宋代的诗学,诗学中主张参究前人作品而后进入创作最佳状态的言论非常多,如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吕本中《童蒙诗训》:“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而正是在这样的禅、诗结合的氛围中,辛弃疾移之于词,在词学创作中很好地实践了“参”的方法。所以我们读辛词,首先是被其中大量的文化含量所惊倒,其次也感受到他是最善于学习前代词作的词人。在他的词集中,有效各家词体的词作,说明他的遍参不是口头说说,而是付诸了实践,他的词作之所以被誉为“横竖烂漫”、“头头皆是”,显然与他的“遍参”方法有关。辛弃疾真正领会了“活法”的真谛,做到了“活参”,所以他并不是一味地倡导参,而是提醒且莫“饱参佳处却成颦”(《浣溪沙》),即所谓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没有自家的东西。这些都说明他对禅宗精神的独特把握,所以他的词既集众家之长,又能独具面目。
  
  三、触手生春,禅意顿现
  
  辛弃疾善于继承文化遗产、学习前人诗文作品,也善于从禅宗著作中接受艺术影响,丰富其词作的内涵。他的遍参,包括对禅宗语录等的学习借鉴,有着“老依香火苦翻经”(《浣溪沙•新葺茅檐次第成》)的经历。其《西江月》写道:“八万四千偈后,更谁妙语披襟。”通过“八万四千偈”的学习或者锻炼,词人已达到“妙语破襟”。考察辛弃疾的词作,确属不虚之谈。他虽也化用禅宗语言,但不像朱敦儒、向于諲等人那么频繁,而更多的是化用了禅悟的境界,使其词暗合禅机,充满了发人深思的魅力。好的诗词能够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言有尽而意无穷,使读之者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喜悦或者感动,真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正好与禅宗的“自我体悟”宗旨相合。禅宗正是看到了诗的这种特性,而喜用诗句说禅,在禅僧的笔下,便也出现了一些颇有诗味的悟道诗。而这些诗又反过来启发文人的写作,使文人作品中有一种禅味。辛弃疾的不少词便是这样。南宗禅倡导“顿悟”,有不少禅僧、尼姑用诗偈形象表达他们的顿悟体验,比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中所引的女尼悟道诗中的“尽日寻春不见春,邙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对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可谓脍炙人口的佳篇。辛弃疾词中便有吻合这种顿悟境界的,如《卜算子•寻春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