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

作者:田 松




  在我们讨论技术与人的关系时,在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价值表示怀疑时,常见的观点是这样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也就是说,是人类先有了需求,然后技术满足了这种需求。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眼镜,因为我近视,所以我需要这种技术矫正我的视力,不然我看电影就看不见字幕。所以是技术满足了我的需求,为我造福。比如人们希望与远方的亲人有密切的联系,于是科学家就发明了电话。在这种叙述话语之下,科学及其技术就像是神圣而无私的消防队员,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的需求于水火之中。而被拯救被满足的我们当然只有讴歌的义务。同时,我们也当然地应该期望科学及其技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满足我们更多的需求,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对于这种几乎是标准答案的说法,怀疑者的反驳常常是这样的:第一,现代技术异化了我们的生活,常常不是我们在使用技术,而是我们被技术所控制;第二,很多需求根本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是被技术刺激出来的,所以不是技术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是技术刺激了我们不必要的需求。第三,幸福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的现代社会未必就比传统社会更加幸福,相反,却导致了一大堆全球性问题。这些理由讲起来要抽象一些,不如“技术造福说”简单明了,常常让人觉得强词夺理,吃奶忘娘。比如说手机,我必须这样论证:我们真的需要手机吗?就算需要,我们真的需要不断更新手机吗?一会儿加个摄像头,一会儿加个手写板,这些需求完全是在这些技术发明出来之后,被广告给刺激出来的。然而,马上就会有人说:你不需要,不能说别人也不需要,你觉得不好,你可以不用啊。我只好说,因为大家都用了,我也只好用。对方又会说:大家都用,正好证明大家都需要;你也用,所以你也需要。这就叫社会进步。关于技术对人的控制,江晓原曾经提到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以前八小时之外,下了班你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老板想找你也找不到,所以也就不想找你。但是现在,很多老板都要求员工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随叫随到。不过,对方会说:这又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啊,你怎么能怪在技术头上?至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人家早就说了,环境问题最终还得靠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才能得到解决,不靠科学,你靠什么?
  所以,如果直接考虑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陷入到弊多利少还是利多弊少的琐碎论证与计算中。双方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但又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我隐约觉得,要想说清楚这件事儿,需要在技术和人这两者之外,引入一个第三者:资本。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我顺着“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的问题再往前推导两步之后,我忽然发现,一旦把“资本”引入到技术与人的关系中,前面的公理婆理一下子就获得了新的解释。
  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从起点上以及归宿上根本上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
  而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技术有时候会满足人的需求,有时要刺激人的需求;有时会给人带来幸福,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不幸;常常会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剥夺另一部分人的需求。
  也就是说,在科学之技术和人的需求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它们的关联是间接的,是通过资本这个中介完成的。当我们在没有直接因果关联的两者之间讨论其因果时,必然疑雾重重,歧路多多。
  在工业文明的大框架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更有可能被发明出来;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更有可能得到应用。而那些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技术,即使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即使能够为人造福,也不容易被发明出来,也不容易得到应用。曾经看过《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国际大制药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治疗疑难病症的新药特药,却很少有公司愿意生产为非洲普通人治疗普通病的普通药。
  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2004年年初的时候,江晓原与韩建民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韩建民称赞现代通讯技术的好处,说:比方说,以前我的稿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能得专门出趟差,坐火车去趟上海,一来一回,可能得四五天。现在你看,用电话,电子邮件,半天就能搞定了。这不就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人类造福吗?江晓原说:那我问你,以前你做这件事儿,假设需要四天吧,现在你只需要半天就可以完成了,那么,你节约出来的三天半,是不是都属于你自己了,可以由你随意支配了吗?不是,你还是要工作。实际上,你的劳动强度更大了,因为你现在这四天时间,干的是以前三十二天干的活儿。实际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生活实际上是更紧张了,而不是更放松了。然后,江晓原提到关于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的例子,论证技术对人进行的控制更强了。
  当把资本这个元素引入进来之后,我发现两位老兄的争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演。当我们说科学及其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相信技术对人类整体的利益会有好处,所以人类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也都会从中受益。但是,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要问,技术到底为人类的哪一个群体造福了?或者说,技术首先为人类的哪一个群体造福了?显然,在韩建民提供的这个案例中,获得了更多好处的是位于资本上游的老板。由于通讯技术的更新,员工一天可以做以前四天的活儿,而工资却不需要提高多少。所以这种技术,首先以及最终满足的不是普通工人的需求,甚至也不是某几个某一批老板的需求,而是资本增殖的需求。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某些需求被满足,以及人类某些群体的需求被满足,都只是资本增殖的副产品。
  整个工业文明是一个食物链,一切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归根结底是要消耗资源和能源,释放垃圾。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资本的增殖,归根结底要整体地球的生态为之付出代价。在资本食物链下游生活的人群,则首当其冲承担生态破坏的后果。
  在这个话语背景下,红豆杉剥皮事件还可以做进一步解读。1990年代初,一项技术在北美获得了专利,利用红豆杉树皮中的紫杉醇制造治疗乳腺癌、卵巢癌的特效药。很快,中国西南大面积红豆杉遭到了灭顶之灾。从1992年到2001年,滇西北三百万红豆杉惨遭剥皮,而红豆杉是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这个食物链是这样的:当地农民剥树皮卖给当地小商贩,小商贩卖给当地小公司,小公司卖给昆明的汉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汉德公司提取紫杉醇出售给欧美的大制药厂。汉德公司当时是云南省政府重点支持的创汇企业,一度是全球第二大紫杉醇供应商。2002年,该公司涉嫌走私珍稀植物制品被起诉,集团董事长等人被判刑。在这个食物链中,至少出现了两项科学的技术,一是北美那项专利本身;二是用树皮提取紫杉醇的技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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