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从文学看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作者：余一中
说起俄罗斯文学，一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前，我们都习惯地把它分为两部分：俄罗斯文学与苏俄文学，即1917年以前的俄国文学与1917年以后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而苏联其它加盟共和国的文学因为种种缘故很少介绍，所以苏俄文学也是以往我们所说的苏联文学。
俄国文坛在19世纪就曾出现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19、20世纪之交俄国又涌现出高尔基、布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巨匠。从普希金时代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为俄国人民宣传民主、自由，捍卫民众利益的最重要的讲坛。应当说，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的每一个社会进步，乃至1917年2月沙皇专制的垮台都是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
自20世纪初，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国人大量译介俄罗斯文学名著。1917年后，他们把苏俄文学看作是俄罗斯文学的自然延续与升华，看作是“为人生”的革命文学。苏联文学遂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楷模和范本。1990年代，经历了“文革”(应读作“革文”，即对文学、文化的革命)和苏联解体的一些人终于悟出，以往关于苏联文学的美好印象原来只不过是一场“苏联文学的光辉梦”。《从苏联到莫斯科》就是一本揭示“苏联文学的光辉梦”之荒唐与虚妄的书。
在书的开头，蓝先生就谈到，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用暴力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并查封了与它敌对的报刊。这样，势必影响到文学与文化健康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多元与包容的氛围。为此，早年颇为激进的柯罗连科与“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决然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柯罗连科给革命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写信，直言“你们在做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2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高尔基则在《新生活报》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反对暴力革命”(第10页)，尤其谴责布尔什维克查禁异己出版物的做法，称其是在剥夺几代革命者奋斗得来的民众的言论自由，并指出，即使在沙皇专制时期“正派的人们也一致认为查封报纸是不光彩的事”(语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文化环境下，俄国的优秀作家们也并没有离开俄国，他们需要时间来考察新政权。梅烈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古米廖夫等人在冷眼旁观；安德列·别雷、霍达谢维奇、勃洛克等人在试着适应新制度；布柳索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绥拉菲莫维奇等人则已经在激情讴歌与反映“我的革命”了。
十月政变后，“红色恐怖”笼罩全国。苏俄的彼得格勒首脑季诺维耶夫在党的大会上公然宣称：“我们将领导着一亿苏维埃共和国居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前进。对其余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消灭他们。”权力无边的肃反委员会委员马丁·拉齐斯声称：“我们要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消灭掉”，而为了确定谁是否资产阶级，“应该给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属于哪个阶级，是什么出身、什么教育程度，从事什么职业”。拉齐斯甚至认为，“正是这些问题应当决定嫌疑人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与本质。”随后就出现了第一个侨民浪潮。数百万俄国公民背井离乡流落到了异国他乡，其中除战败的白卫军官兵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教师、学者、职员、医生、作家、艺术家等等，作家中就包括梅烈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布宁、扎依采夫、茨维塔耶娃、库普林、苔菲、萨沙·乔尔内、巴尔蒙特等人(这一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因为他们的出身、受教育程度、职业极有可能使他们成为社会动荡的牺牲品。这无疑是俄国国家的不幸，也更是俄罗斯文学的不幸。
在战时共产主义肃杀而贫穷的环境中，在“向左，向左，向左!”的政治气氛中，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杀了，勃洛克因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去，叶赛宁因对现实绝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到了1930年，连革命之初高喊“未来派艺术是苏维埃国家艺术”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命之舟”也被现实这块岩石撞得粉碎了。在这期间，横行于俄国文坛的是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他们“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遵从党的教导……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打击”，在对待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时常常“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第221～222页)
尽管如此，在1920年代的俄国文坛上还是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优秀作家，如谢拉皮翁兄弟(弗·谢·伊凡诺夫、伦茨、吉洪诺夫、费定、左琴科、卡维林等)、肖洛霍夫、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巴别尔、皮里尼亚克等人。这首先应当感谢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因为新经济政策不仅带来经济上相当程度的自由，而且也带来文化领域一定程度的宽松，“武器的批判”无法消灭的俄罗斯文学创造精神又得以复苏。其次要归功于高尔基、扎米亚京、什克洛夫斯基等老一代作家与文学理论家的指导与帮助。例如，高尔基曾力挽狂澜，著文反驳布琼尼等人对巴别尔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指出“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第150～151页)高尔基还挺身为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等人辩护，呼吁“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第152页)，努力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
但是，随着斯大林的专权、独大，苏联的国家模式及与之相伴的文化体制也在逐步成型并固定下来。到了1932年，联共(布)中央突然通过决议，下令解散包括拉普在内的所有文艺团体，要求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种文艺家协会。关于解散拉普、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与批评方法、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等一系列文化生活事件，苏联与我国的文学史家在很长时期里都认为是“一个从混乱到统一，从幼稚到成熟的探索发展过程”(《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蓝英年先生在书中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写道：当时，在文学领域“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象之敌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