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我与清人日记研究
作者：孔祥吉
清人日记的两个鲜明特点
清人日记存世者，数量非常多，内容也要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丰富多彩，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清代满汉矛盾特别突出，记载满汉之间的矛盾与争斗，成了清人日记的一个主要内容。不少日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尤其是清军入关伊始，满人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
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可称为这方面日记的代表作。它记载从顺治二年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坚闭城以御敌”(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清抄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影印，史部72，第190～197页。)写起，逐日记载了清军攻克扬州前后的所见所闻，细节逼真，读后令人毛骨悚然。
十日之间，作者身处危城之中，全家八口，仅存三人，全城一片血腥，“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数不清的扬州百姓身首异处，读后使人不寒而栗，痛恨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坊间却流传有《(扬州十日记)证讹》等文，怀疑此日记系伪造的。以余观之，此日记当系真作，其原因如下：
首先，开始时作者并未显示对清军之不良印象与恐惧，相反，对史可法所部入城后骚扰敲诈，不胜其烦。其文称：
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馀。不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同上)
在大敌当前，清兵已临城下的万分危急时刻，史可法所率明军还要纵欢取乐，吹拉弹唱，而且要名妓作陪。该日记揭示了明末军纪之极端腐败，正是明朝亡国的首要原因，说明了作者不存偏见、无所袒护的客观立场。
其次，作者在日记中并非只是描述清军暴行，对于明末扬州地方之不良习气，以及民族败类之丑恶行为，多有揭示。如果非身历其境者，很难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来。如四月二十五日日记写一扬州女子，讨好清军时谓：
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同上)
再次，日记在一定程度上还暴露了作者本人的丑陋人格。如写清军大举进入扬州之前，城内便有人组织欢迎。作者称：
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稍趺，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予始大骇。(同上)
可见，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作者活动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苟活，别无他求，其麻木不仁，不辨是非有若是者。像这样没有丝毫民族自尊，国家尊严感的人，是不可能伪造日记的。因此，认为《扬州十日记》是伪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到了清代后期，满汉之间日渐融合。但是，在清代官员的日记中，仍然有一些关于满汉矛盾的言论。如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段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谈话，颇含深意。其文曰：
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祷，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续修四库全书》562，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
赵烈文的这番话大胆指责清朝初年“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因而激起了汉族的反抗。这些言论与《扬州十日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赵烈文甚至还预言，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将会寿终正寝。赵氏能把这样“无父无君”的文字记述下来，真可谓有胆有识，也反映出他同曾国藩之间互相信任、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人们常说，日记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心灵，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深处隐藏最深的机密。《能静居日记》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其二，在清代二百六十多年漫长岁月里，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屡次兴起文字狱，以至于使许多文人动起笔来心有余悸。不少文人写日记，再三斟酌，翼翼小心，使清人日记内容受到很大扭曲。
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用不着藏着掖着，遮遮掩掩，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每当政治不清明，专制制度横行之时，喜欢写日记的文人就要厄运临头了。
最典型的就是戴名世案子了。戴名世，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他满腹经纶，喜欢舞文弄墨。此君也有写日记的嗜好。我读过他所写的《乙亥北行日记》，记述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九日由南京出发，七月初二日到达北京的旅途经历。文字简练，清新细腻，把沿途的名山大川及所见所闻，一一叙来，如数家珍，堪称清人日记的珍品。戴氏记述是年四月初九日渡长江后，“甫行数里，见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妇女亦耕田力作；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间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株郁郁然，儿女啼笑，鸡鸣犬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家之中，有万物所得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邓进深选注：《历代名人日记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在戴名世笔下，把长江北岸农村的自然景象写得轻松自如，活龙活现。戴氏日记清朴自然，纪事真实，毫无矫饰。不想数年之后，这位文采飞扬的翰林院的编修，却因有御史弹劾其《南山集》中用了明永历年号，被康熙皇帝以大逆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