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普通读者
作者：止 庵
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处于对书的饥渴之中。只好找到什么读什么，而更多时候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适合他的读物，在我却前后颠倒。上初中时我已经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和《演员创造角色》，可是直到十九岁才读《鲁滨孙漂流记》，二十三岁才读《巨人传》。至于该读而不曾读的书就太多了。但又看了不知多少毫无价值的东西，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小说，还有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十之八九我都看过，不啻白白浪费时间。有朋友很重视“童年记忆”，对自己早先看过的书或电影念念不忘，一进碟店就找什么《地道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对此我不以为然。
当年好书难得，偶尔到手，一读再读。譬如《水浒》我就读过二十几遍。书中一百零八将的星宿、绰号，都能背诵；哪位好汉在哪一回登场，谁引出他，他又引出谁，也记得清楚。父亲赋闲在家，以教我们兄弟姐妹写作为娱，常常提及《水浒》，讲的却是别的一些东西。他以误入白虎堂、火烧草料场和杀阎婆惜这几段为例，分析小说的情节；讲到手法和语言时，火烧草料场中“火盆”、“絮被”、“花枪”等关键细节，以及“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那雪下得正紧”之类句子，都被一再提起。后来我读金圣叹批《水浒》，处处都有心得，父亲当初所讲与此好有一比。父亲分析唐诗同样详尽，举凡炼字炼句之处，都要我们认真揣摩。此系承袭古人诗话、词话的传统，这类书父亲素所爱读，我自己以后也很喜欢。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
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前几天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远书》所收我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最多的正是此事。
对我来说，读书如此，把读书所得写下来同样如此。其问只有两点差别：第一，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第二，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有些书平生最爱，所受影响亦巨，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拘长短我都读过，有的不止一遍，迄今却未写过任何文章，因为我想的尚不周全。又如卡夫卡，想法倒是够写一篇文章了，可要动笔的话，还得找时间把他的作品再读一遍。再如去年有人约我谈谈《呼啸山庄》，这是个好题目，又正可藉此重读该书，但也迟迟不能动笔，因为看过相关评论，感到要想说出新意并非易事。笔记已写了两万多字，估计成文也不过三五千字罢。与那些通常称作“书评”的短文比起来，我自己觉得所著《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用心可能多些，所得可能也多些。《庄子》和《老子》皆为经典，一两千年来注疏无数，但未必就把话都说尽了，也还由得我们开口。且各举一例。
《庄子·养生主》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一节，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二句，郭象《庄子注》云：“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以后注家多从此说，譬如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即云：“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恶’事不要遭到刑戮之害。”然而遍观全书，作者何尝有“为善”、“为恶”之意，而且小心计算分寸，无些子境界。在我看来，还以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成理：“夫有为俗学，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恶。故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学，未足以救前知，适有疲役心灵，更增危殆。”也就是说，两个“无”字作“无不”解。我的解说即基于此：“‘吾生也有涯’是人生实实在在的一个前提，本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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