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读《一个人的呐喊》札记

作者：周楠本

　　2006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左翼文学的文章，涉及到“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当时所见材料有限，认识水平也有限，无法进行更深透一些的探讨。不久前读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当时即感到这是一本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著作。这本书充分运用了近年来新出现的有关鲁迅及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征引了从旧籍典藏里发掘出来的一些前所未见的珍贵史料，解决了许多学术上遗存的疑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澄明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实。“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作者在序言里说：“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没有这些……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我想我这篇阅读札记就按照作者说的，采用对读的方法，这样既可以看到书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又可以看到一种治学的方法和精神。
　　
　　一、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
　　
　　五十年前作者写出了他的第一本鲁迅传，即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本书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是这样写的：
　　反动派像害怕革命人民一样害怕革命文艺……为了想消灭革命文艺。反动派不惜用了最末的卑劣的手段，动手来杀害革命作家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共产党员柔石、胡也频、白莽(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经过多方营救，但是没有效果，二月七日深夜，这五位作家和另外十八位革命者一道，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里被秘密枪杀或者活埋了。(第145～146页)
　　二十六年后，作者于1982年又出版了修订本《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修订本对“左联”五作家遇难事件的论述与五十年代的说法就很不同了：
　　为了坚持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王明集团，同时为了使党的工作不陷于内部辩论之中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反对四中全会的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于一月十七日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一次党内会议。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又邀请了持有相同观点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到会。当会议开到一半时，工部局就突然包围会场把所有与会者逮捕了。除了在东方饭店一地外，搜捕还在其他几个地方持续进行了两三天。(第268页)
　　书中在这段论述之后还加了一个注释，引用了四中全会参加者、中共六届中央委员罗章龙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指出这次惨案与王明集团有关系。修订本披露了此案涉及到党内斗争，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从1931年到1982年过去了五十年。人们对于这一段历史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但彻底澄清史实，还需时日，还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
　　2007年新版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是作者又经过了二十五年长时间的思考、研究之后的收获。关于“左联”五作家遇难案，新版本已经拿出了足以使事情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的资料了。1982年本《鲁迅传略》只能用很短的一段文字将事情作一交待，而《一个人的呐喊》则用了“柔石之死”一个章节来讲述，并且语必证实，完全依靠史料进行阐释。书中引用了罗章龙回忆录中的最新资料，此案的祸根确为共产国际操纵的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许多中央委员当时即表示抗议，群起集体退席。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致信米夫，再次声明会议非法，应宣布会议所有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强烈要求采纳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召开中共七大，解决党内分歧。米夫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邀约反对四中全会的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的一所花园洋房里开会，企图将事情压制下来。在这个后来称为“花园会议”的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妥协，“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踉跄下楼而去”(第262页)。
　　书中还写到散会以后的一个重要细节：三个国际代表走之后，顾顺章在会场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会场里再住一夜，说外面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事后了解，顾顺章是奉命留难，这说明当时米夫就已经计划消灭这些反对派了，如果反对分子不就范的话。
　　“花园会议”在整个事件中比四中全会更为严重，它已经显露了杀机。这个会议在1982年版《鲁迅传略》里没有提到，当然是由于资料缺乏。
　　“花园会议”清除异己的计划未能得逞，那是1月10日的事情。可是一个星期以后，1931年1月17日，“非委”(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察五十余名包围，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计二十九人。当晚和第二天又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第263页)这里新版本订正了1982年版《鲁迅传略》里写得不准确的一个地方，即罗章龙和史文彬临时有事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因而死里逃生；李求实当时也没有在场，他是在别处被捕的。
　　地下党如此重要的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不是内部人出卖，国民党当局不可能这样稳准狠地进行连续打击。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当局的这种“鼎力相助”，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临时中央能否控制全党，尚是个未知数。现在只有一个疑问：谁是告密者?当年的幸存者罗章龙提供了当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了的重要线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第263页)。这两种说法都与王明集团直接有关。罗章龙的这个重要回忆，1982年版《鲁迅传略》也写进注释文字里了。
　　书中还披露了一个至今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就是“左联”五作家在当时已经是罗章龙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所属的“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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