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热心启蒙、冷眼向洋”主题的多重变奏
作者：颜子悦
唯其如此，汇集于《陈乐民徜徉集》总书名下的《书巢漫笔》《过眼小缉》和《在中西之间》这三本书，可视为这一主旋律的多重变奏。
笔者拜读过陈先生的《欧洲文明的进程》和《欧洲文明十五讲》等著作，受益良多，至今对陈先生在《欧洲文明十五讲》里的开场白记忆犹新，他说：“我感到不了解欧洲，很难了解世界；而假如你不了解美国的话，也还是能够了解世界的。你们不要把美国看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在欧洲。”陈先生用这句大白话讲了一个大道理，体现了他的基本文化理念。
读了《在中西之间》后，方明白这个大道理是陈先生数十年来致力于中西文化研究的肺腑之言。《在中西之间》是陈先生的思想自传，优雅洗炼的文笔勾勒出一位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也传达了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切感悟和理性思考。
读者可以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出他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开拓自己的学术路径的。在数十年的岁月里，陈先生沉潜于中西文化的典籍之中，对这两种文化的精微幽深之处进行绵密观照、宏观把握。
在《两种文明·全球化·世界历史》一文里，陈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别人写的书，他们的见解，对于我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和滋养；无论是外国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我都必须读，但都必须经过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成为我的，以助于形成我自己的思想、我的认识。把知识转化成为能动的认识和智能。这个经验是不可避免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先生游历了几十个国家，精通法文和英文，且国学功底深厚，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老话来形容他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之旅再贴切不过了，或许，再添一句“阅西洋之景无数”，显得更全面一些。
陈先生是真正的读书人，正如他所激赏的陈衡哲先生，多年来所读、所想、所讲、所写皆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书的心中”。(参见陈衡哲著：《西洋史》原序，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文学艺术和哲学是陈先生的两大兴趣，从探求真理的层面上看，陈先生的心中始终悬置着两大问题：“第一是把欧洲作为一种文明概念进行历史的贯通考察，这是研究欧洲一体化、欧洲统一和欧洲观念引发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试图对中西文化思想作一番通解，即试图通释中西文化体用之异和深层通感这两个相反相辅的方面。前者受启发于严又陵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后者则受启发于钱锺书先生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参见《书巢漫笔》前言)
陈先生常用一句大白话来概括这两个问题，即“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以此为出发点，他探索和思考的是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乃至冲突过程中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ly)。
在陈先生数十年来的著述里，无论是中国人里开明鉴西、补儒易佛的徐光启；释经明“理”、以“理”实证的戴东原；针砭中学、全盘西化的陈序经；由佛进儒、贯通西学的牟宗三；沟通中西、甄别古今的冯友兰等，还是西方人中贯通耶儒、传学布道的利玛窦；崇理唯灵、运慧置疑的马勒伯朗士；博学深思、圆融通鉴的莱布尼兹；通孔启蒙、托华改制的伏尔泰等，都成为他研究、思考中西方文化异同的重要对象，体现了他既沉潜又超迈的文化通感，同时也印证了在中国“真通西学者无不通国学”这一深刻的道理。
显然，陈先生的许多思考极富理性精神，他所提出的问题是“世纪性”的，譬如，他从不讳言欧洲文明依然是世界文明至关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中国仍然急需承继五四运动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而补“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这两门曾经促进欧洲文明走上繁荣的“旧”课。
再如，陈先生用十年的时间深研康德的经典著作，指出康德在《永久和平理论——一部哲学的规划》里的基本思想与马克思的相似之处，即放眼“自由人联盟”的同时，关注人类社会的总体走向以及其中的种种悖论，而康德和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又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相契合，虽然他们没有用过“全球化”这一概念等等。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必是西方文明走向的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不存在任何偏见地说，历史本身已证明了这一点。”这是陈先生对以欧洲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总体看法。同时，他通透地指出，中国真正顺应世界潮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尚需几个世纪。
《在中西之间》体现了陈先生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轨迹，也引发了笔者一些粗浅的感受，首先就是，欲通中西文化之学，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主张，探讨中国的文化“自性”，还需从对中、西文化经典进行深入、系统地解读与阐释人手，这是辨析中西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必由之路。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性”的显现，往往发生在它与诸多异质文化的比照之后，陈先生多年的文化研究成果足以证明这一点。
提倡“拿来主义”的鲁迅先生，也洞悉文化上易于产生的偏颇，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应该走的道路——“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之间。外之既不落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本民族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近年来出现的新词“球域化”(glocalization)，或许可以成为这一思想的当代注释，该词由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域化(localization)嫁接而成。
关于这一点，陈先生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汇入‘全球化’进程本身便存在一个两种文明的关系问题。在文明的碰撞中吸收和接受西方文明，已是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事实；不是接受和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接受什么、吸收什么的问题。既然与人家有差距，就要学习和追赶，这是普遍常识；丝毫谈不上所谓‘西化’，而且也‘化’不了。同时，既然有吸收，就必定有扬弃。常见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谙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却把人家已经唾弃和‘异化’了的糟粕拿来以为时之尚者，这至少是十分浅鄙、十分糟糕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后记)。
面对浩如烟海的中西文化经典，新世纪的学人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经验，从而探求中国的文化“自性”呢?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学术成就的概括，也可以看成是重新探讨和研究中西文化经典的途径。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儼狁考》等是也”；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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