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8期
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教育”
作者：陈平原
正是基于这一考量，2005年5月13、14两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会上，共有22位学者发表论文，涉及的话题，从晚清北京的女子学校，民初中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到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趋势，目光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具体论述中，既关注教育小说的兴起，课程建设的推进，社会教育的风貌，更关注知识团体／文学流派的大学背景，以及学科体制的建立与意识形态的纠葛等。总的研究思路是，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并阐释近代以降的教育问题。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力图通过若干意味深长的个案，沟通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精英与大众，将“教育研究”从过多过细的操作层面解放出来。
从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我选择了论题相对集中的十四篇，请作者重新修订，而后结集成书。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报章、出版与新教育”，讨论清末民初的画报、传记、小说、杂志等对于新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强烈关注；第二辑“新文化视野中的教育改革”，描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小学国文教学的改革、学制／学科的演进、女学生的命运，还有教育独立的思潮等；第三辑“文学课程与学科建设”，则从课程建设人手，探讨“新诗”、“民间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学科)是如何建构并逐渐占领讲台的。以下撮要介绍各文内容，不做评判与发挥，主要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全书的大致脉络。
晚清京城里的兴女学，固然令人振奋，但绝非《女子权》等小说描写的那样轰轰烈烈。相比之下，与“女学”同时出现的“画报”更值得关注——二者本就同属新学，很容易互相勾连。同样谈论女学，跟小说家的天马行空不同，画报的作者会注意女学生走路的姿态以及公众的目光，女子服饰的变化，女子上街可能碰到的骚扰，女学堂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是兴女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至于仕女画与新闻画的结盟，以及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的“凝视”，同样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我的《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一文的论述策略是：以画报的图文来钩稽北京女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以女学的眼光，来审视画报的性别意识。以男性的眼光来观察、描述、赞美女学，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意识到其中很可能存在着某种焦虑、盲点乃至陷阱。比如，将女学生作为流动的风景来欣赏，而不考虑其实际利益与内心感受；又比如，过分强调对于女学堂的保护，未尝不包含私心；还有，嘴上谈论的是“女学生”，笔下出来的却是“时装美人”——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注意晚清北京画报中潜藏着的性别意识。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晚清西学东渐，外国女杰的姓名、事迹竞相传人中国，对传统女性典范构成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而寻求新典范的冲动，乃是伴随着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处此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批中外妇女传记以及各地女报的“史传”专栏纷纷出现，及时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向不一的榜样。而基于政治理念、文化地域与时间差别的典范选择之异同，也随之发生。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即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人手，以目前所能查找到的七部中外女杰传，以及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对象，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所呈现出的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这些承载着诸般新思想的古今中外女豪，在为晚清女性日益熟悉的过程中，也深刻地影响与改变了其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精神。
说到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传记”固然发挥重要作用，“新小说”则声势更为浩大。比起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来，作为类型的教育小说，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大概正是有感于此，梅家玲撰写了《教育，还是小说?——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作者具体考察了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著情况，并以重要文化人包天笑的教育小说为例，探讨当时“教育”与“小说”间的种种纠葛。作者指出，包天笑译著的“教育小说”包括两大类，一类着眼学校教育，强调正规的少年成长学习历程；一类以无父无母的“苦儿”为主，借着主角的成长奋斗，召唤读者内心的激情感性。两者都是藉小说来达到教育目的，并且为“少年中国”的想象提供愿景。但是，包天笑在译著时常有许多商业考量，这一点，恰恰凸显了文化出版事业中，“商业”与“启蒙”的暧昧关系。
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者，历来不太留意王蕴章其人其事。但事实上王氏是早期商务印书馆旗下的重要人才，自清末至民初的十数年间，连续为该馆主编《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两份刊物。这两份杂志都在“五四”以后进行了重大变革，王蕴章谢幕退场，改由新文学阵营人士主导。此一过程，向来被诠释为新旧文化势力的交锋，代表旧势力的王蕴章的贡献也因此被一笔抹煞。不过，胡晓真的《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一文的重点，倒不是为王蕴章翻案，而是在基本上承认他代表了新旧过渡时期逐渐式微的旧派文人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其如何在杂志编辑事业中，进行“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具有营利与启蒙的双重任务，而《小说月报》(以及《妇女杂志》)在王蕴章的规划下，不论栏目设计、内容选择，乃至版式编排，都展现了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王蕴章所编杂志，一方面呈现出现代的“知识与信息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与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另一方面，则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以微物为中心的“微观式世界文本化”的倾向。
从晚清关于新教育的提倡，到“五四”对于男女教育平等的追求，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报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凌云岚所撰《“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以1920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两起新闻事件，讨论新文化人所向往的“自由恋爱”，是如何与“教育普及”纽结在一起的。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原本可能只是湘省社会新闻中的两个小插曲，但在特定的时代思潮与文化氛围中，它们所触及的婚姻问题，最终被引向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讨论。此后湖南之男校开放女禁以及女子参政运动热潮，虽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但这两起事件至少也是触媒之一。作者认为，女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