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

作者：赵京华

　　笔者曾在《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撰文介绍过子安宣邦的最新著作《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论)精读》，读者大概会注意到他一贯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参与意识融会贯通的特征。出版于2004年，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却遭到日本大众媒体刻意默杀的《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一书，其写作动机亦首先来自子安宣邦对现实日本政治的严重关切和忧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和民粹思潮弥漫日本社会的状况下，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及一部分自民党右翼政要回避对于靖国神社这一涉及到历史认识、政教分离的宪法理念和未来国家走向等重大问题的学理讨论和思想交锋，仅以广告式的政治话语将其解释为“个人信念”和“心灵问题”，而反复祭祀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不仅造成了日本与东亚周边国家外交上的紧张局势，而且在国内刺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情绪。把重大的历史和政治问题简化为“个人信念”和“心灵问题”的作法，完全是政治家有意为之的政治操作手段，既是对国内外批判声音的辩解，更是在逃避历史和宪法责任问题。正如子安宣邦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此种政治操作手法乃是为日本国民所设下的一个危险“圈套”(《何谓“靖国问题”——不可掉入陷阱》，载《现代思想》2005年8月号，东京)，它势必会蒙蔽一般国民反省历史、维护和平宪法原则和坚持“非战”国家理念的视线。靖国神社作为一个隐蔽的国家宗教设施，乃是为将来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发动或参与战争而准备的战死士兵的灵魂归宿。保守政治家的执意“参拜”正是在暗中推进“战争之国”日本的重建。
　　《国家与祭祀》出版两年多来，日本和东亚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2006年日本大选小泉纯一郎下台，新任首相安倍晋三低调处理历史认识问题，并做出修复与东亚邻国外交关系的积极姿态，而六方会谈的峰回路转所呈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很可能扭转冷战以来造成的东亚僵局。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下，靖国神社问题一时离开了人们关注的视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靖国参拜不只是一个外交问题，更主要是日本内部的涉及近代历史和民族国家制度的思想政治课题，是了解日本历史和当下政治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因此，三联书店在此刻推出《国家与祭祀》的中文版，意义重大。作为著名的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书中凭借其长年研究江户儒学的知识积累，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当代神道学者复兴神道而为靖国神社辩护的政治言说进行尖锐的批判和解构，又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从起源上挖掘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神道”、靖国思想与十九世纪初“后期水户学”儒家“国家经纶”学说的政治思想史渊源。同时，在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制原理和亚洲视角之下，阐明靖国神社作为日本的国家祭祀，其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性——以天皇为祭祀对象，旨在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的确立和动员国民参加对外战争提供宗教神学依据。最后得出结论：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我认为子安宣邦的这个结论，不仅触及到了作为日本内部问题的靖国神社参拜的核心，而且对普世的近代民族国家制度安排也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反思，值得我们参考。
　　《国家与祭祀》首先针对当前流行的旨在复兴神道的“神道重估论”言说展开学理批判。村上重良作为以战后普遍认可的历史观来论述神道的历史学者，曾经给“国家神道”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创设的国家宗教，在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的大约八十年间支配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这个十九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日本新国教乃是通过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的结合，并以宫中祭祀为基础，经过神宫、神社祭祀的重新组合而确立起来的。就是说，村上重良把“国家神道”视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宗教祭祀体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政治功效。随着1945年日本帝国的覆灭和战后新宪法确立起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天皇的去神格化(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国家神道”亦自行消亡。而作为近代日本国家创设的宗教祭祀体系，国家神道与历史上的神道传统并没有直接的渊源联系。然而，战后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神道”论述，在近年来的神道重估论或曰复兴论者那里，却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神道史学者阪本是丸便指责说：国家神道问题的焦点在于，它决非明治维新以后突然出现的，而是与古来天皇制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国家性、公共性的神社有关。这个大有历史渊源和国家性、公共性的传统神道是怎样被镶嵌到近代天皇制国家体系中去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十分明显，阪本是丸强调的是近代国家神道与历史上的皇室神道(伊势神宫祭祀)及神社神道的渊源关系。另一位神道重估论者苇津珍彦，也通过叙述国家神道与历史传统的源远流长关系来批判村上重良的观点，但更将矛头指向“国家神道”概念本身。他指称这个词语是战后由美国占领当局的1945年12月颁布的废除神道的“神道指令”捏造出来的，它使日本国民的心理发生了混乱，而村上重良等人的解释乃是迎合占领当局“神道指令”的意识形态化虚构。
　　子安宣邦认为，这些神道重估论者批判的话语虽然是针对村上重良关于“国家神道”的观点，但却在不厌其烦的历史渊源关系叙述中有意绕开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国家神道”本身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宗教性问题。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颠覆近代日本构筑起来的国家神道，其批判的矛头也不是国家神道本身，而是指向了如何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方面。”这些充满诡计和陷阱的重估论话语，目的在于保持和延续神道的历史命脉并否定战后进步知识界的历史叙述，从而实现复兴国家神道的目标。例如，阪本是丸在强调古来与天皇密不可分而持续至今的神社之国家性、公共性的同时，抬出“市民宗教”、“国民宗教”等概念，分明是要跨越宪法政教分离原则，以此为神社神道的未来复兴描绘新的蓝图。苇津珍彦批判旨在确立完全的宗教自由和新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神道指令”，称其中的“国家神道”一词为美国强加给日本国民的意识形态化“捏造”。与此同时，他强调神道是“数千年来于日本民族大众精神生活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民族固有精神的总称”，以此来和这个“捏造”的“国家神道”概念相抗衡，最终期待未来的“神道”复兴。
　　与新进装修一新的靖国神社“就游馆”对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近代史之重新叙述，以及保守政治家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遥相呼应，神道重估论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政治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批判性地解构这套话语叙事，就必须从近世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去追究近代天皇制国家神道的政治起源，必须从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国家理论方面，来反省近代国家本身的宗教性。子安宣邦认为，“国家祭祀乃是超越近代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性、祭祀性之反映。更直白地说，近代国家是作为可以发动对外战争，要求国民为国献身的制度而成立的。为了获得永存的基础，国家才祭祀为国献身的死者。而近代日本国家正是以神道来祭祀的。这种国家的宗教性和祭祀性决非日本一国所特有，实乃一般近代民族国家共同的问题。”
　　在十九世纪初“后期水户学”充满政治危机意识的思想学说中寻找近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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