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极端事件制造
作者：刘 宏
交待了诸多叙述背景后，大卫终于出现在贝茜面前；到故事结束时他还要向贝茜回望过来，这最后的一瞥是为了解开他施加给贝茜的所有悬疑。作为被选中参与事件进展的女记者，贝茜具有一切他们所要求的特征：她的著名媒体记者身份，尤其是，她刚刚为了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而宁愿进监狱里待了几天。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彰显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和投入了。而对新闻理念的认同和投入，一向被视为建立媒体公信力的主要来源。建立了这样职业声誉的记者所报道的内容显然更容易为大众信任，更容易将他们说服。大卫需要的就是贝茜这样一个记者。
贝茜在一段典型的独家新闻的披露过程中开始访问。大卫对贝茜说：“不要以为你对面坐着一个无辜的人，你要明白自己是在和一个犯有强奸和杀人罪的死刑犯交谈。”
这个犯罪事实有待澄清的疑犯就这样开始接受他所选定的记者的采访，以自我定义的方式开始，强化贝茜的初步印象。他显然了解先入为主的印象对个人看法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大卫极其有效地运作了这些信息——这个聪明的哲学教授，懂得如何将一件事情的意义在贝茜面前有效地放大——这是一个极有策略的传播过程：所有的信息释放都集聚在最后的三天里。大卫的律师向贝茜说，他们还没有开始反击。但反击是可能的吗?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一个记者，即使专业表现非常出色，她能够担负起在短短三天里找出大卫无辜的证据，还他清白，推翻已经成为定论的判决，在死刑执行前将他抢救出来的重任吗?
开始的时候，这事件在贝茜心中并不具有如此分量，因为她根本不相信大卫无辜，而且对他有反感情绪。她进入的事件的开始也显得很诡异：一个牛仔从他们出发的时候就驾驶一辆破旧的汽车跟随在他们后面，犹如一个影子，带着似乎和死亡有关的阴森森的气息。贝茜在得知自己成为被大卫选中的唯一一个能对他进行采访的记者时所感觉到的自得与轻微逆反心理，构成了这个事件的情绪基础。作为洞悉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大卫了解他所选定的这个记者，现在她已经带着所有自身的特征加入进来了，而悬谜也一直只是她的悬谜。大卫设置的悬念在经历了好几年媒体炒作之后似乎已被人们置若罔闻，他将不得不以一种可能获得最大冲击力的方式，对这个制度做最后的一击。大卫放弃了律师对他的救助，把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孤注一掷，以期获得靠常规反抗所不能得到的社会认同。
在第一次访问之后，这个在贝茜的想象中犯了罪应当被惩罚的嫌疑人，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可能的无辜者。贝茜被带入故事，从她的采访对象那里发出的信息——内容连同他讲述的方式——有效地支配着她。在贝茜的看法发生改变的同时，记者追寻事件真相的职业本能和必要性就凸现了。贝茜在大卫的叙述中已经认为有一种被遮蔽的真相存在，那么寻找真相自然就是包括贝茜在内的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的记者们的本能要求，同时也容易唤起她们拯救无辜的责任。尤其是后面一个理由，它从未在故事中获得强调却是已然自明的前提，事实上，“拯救无辜”也支配了所有人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影片中“死亡观察小组”的成员们不惜以自己的死为代价，为那些死囚们争取保存生命的机会。而那些赞成死刑的人，也同样认为自己的选择缘于对社会的责任。
认为大卫可能无辜，激发出贝茜追寻真相的动力，她的决心和能力即使不是毫无疑问，至少也曾在她为了保全被访问人的利益宁愿去坐牢的那件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真相其实并没有贝茜追寻的那么复杂，真正的问题在于，此事为什么要借助贝茜。
被媒体公布的宣判事件，其实是“死亡观察组织”成员们最后一次协同一致的行为。对于以下这三个人来说，能否达成在加州废弃死刑这个集体目标，这是最后的拼死一搏。患了白血病的康斯坦妮在面对他人死亡的时候还要面对绝症带给自己的越来越临近的死亡；由于依莲的行为导致的大卫生活的损毁已经不可能被修复；早已被边缘化的德斯迪似乎不可能也无意于重返主流社会，他住在垃圾成堆的破屋子里，开着一辆破旧的汽车，像牛仔一样跟踪贝茜。贝茜这时被引入事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大卫犹疑不定的心情，因担心向贝茜透露真相而有可能被免死，削弱了他决绝赴死的效果，因此，大卫要细致地设计自己的死亡经历，并借助贝茜将事件传播，并使得事件本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最后一次聚集起公众的注意力。
康斯坦妮曾经在呼吁取消死刑而不能，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死刑犯被执行判决的时候，指着墙上挂着的那些将逐一从肉体上被消灭的人的名字。向她的同事们追问：谁会在乎他们?这些乡下人、吸毒者、皮条客和精神病患者?在一个崇尚个人奋斗、认定这个世界为所有勤劳的个人提供了向上升迁和幸福生活的制度支持的社会中，因为违反行为规则被边缘化的人群显然将丧失被关切的可能。在讲究效率的社会背景之下，边缘人群显然已经被忽视。在这个教堂比酒吧多，而且监狱也比酒吧多的地区，贝茜听大卫复述了他们如何依凭宗教教诲呼吁人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义复仇的角逐和对理性、宽容呼吁，不只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在街头展开。死刑的正当性不断被置疑，但直到康斯坦妮死去，死刑制度在加州也没有被动摇。大卫的死同样没有使这个制度动摇。尽管大卫为废除死刑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无辜的死囚，希望将一个制度性的错误展示出来，但那些曾经和他争论过的行政官员，还在电视访问中振振有辞地为死刑和社会治安管理辩护。
仿佛是为了得到旁证，在大卫的死亡即将到来之际，苏格拉底的死被提及。如果从前判决和处死那些人符合这个制度的规则和效率，那么，康斯坦妮自觉选择的死亡，并与大卫合谋把他也送到那些自认为对社会和秩序负有责任、赞成死刑的人们视为合理的制度当中被处死，则是他们将毕生奋斗所不能达到人类的宽容与和解这一难题转移，送到了所有目睹这一事件的人群面前，他们是希望利用人类的懊悔心和羞耻感使社会反思死刑的正当性，使那些在媒体的镜头中说起过大卫罪当该死的人，必须面对自己做出了错误判断的现实，在今后的日子承担良心的惩罚。
影片中，哲学教授大卫只有一次在课堂上讲述哲学的机会；正在他引证拉康和欲望生活时被一个迟到的女生依莲打断。她说不能将欲望作为生活的依据，这将使生活本身落空。然而女学生依莲还是试图启发大卫的欲望：为了通过考试，我愿意做任何事……任何事。哲学教授似乎不信任地反问，任何事?是，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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