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夏征农一封未刊信
作者：徐庆全
夏征农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前次在北京见到你，看到你身体和精神都很健旺，非常高兴。
我从北京回来后，次日(七月一日)即到复旦大学上班。因系初到，一切都不熟悉；且复旦为“四人帮”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宣传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与北京“两校”可以并美；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干涉很广。虽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了快两年，但改变不大，要搞好，确实很吃力。所以，我虽然早想给你写信，总是定不下心来。望见谅。
不久前，有同志告诉我：“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三篇关于“两个口号”论战的评论，有一篇点名批评了我，要我找来看看。我认为：“两个口号”论战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怎样评价问题，是“四人帮”颠倒历史借以打倒一大批老文艺工作者主要论据之一，必须搞搞清楚。因此，我看了“文学评论”第二期的有关三篇文章后，就想写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但因材料不足，我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只能就“文学评论”三篇文章提供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于是就写成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封信。你阅后，如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请转给“文学评论”编辑部。
关于上海有关社会科学战线的情况，我想告诉你这样两件事：
关于理论标准问题，上海各报，除转载“人民日报”的几篇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听说，这是市委宣传部的意见：不表态。前些时候，且制止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允许讨论了。不知何故？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本来原班人物俱在，可以立即恢复活动，但市委宣传部却要筹备重新建立，置那些老人于不顾，令人不解。如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人同他谈过科学院的问题，前几天组织部找他谈话，要他到社联任副主任，实际上是挂一个名，把他推出科学院的门外，被他拒绝了。这两个组织，已经筹备了七八个月，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成立，许多科学工作者都有意见。这样做，不管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希望有关的上级领导能督促一下。
复旦大学的文科虽然备受“四人帮”的破坏，还是有相当的力量。我准备整顿一下，成立一个文科学术委员会，办一个“学报”，以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常给予指导，并寄我一些有关科研资料。
我身体精神都很好。 顺祝
你和你的夫人健安!向
乔木、默涵、梅益诸同志问好
夏征农 2／9
(徐按：从信的内容看，2日应为12日之误)
夏征农与杨占升的“笔墨官司”
夏征农之所以要向周扬谈起关于“两个口号”争论评价的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出版不久的《文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评两个口号的论争》，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杨占升。
所谓“两个口号”，是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当时在上海任中央文委书记的周扬提出来，后一个口号是时任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提出、经鲁迅首肯后形成的。应当说，在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大形势下，“两个口号”共同的目的是号召文艺界来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双方对形势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其间又夹杂着一些宗派情绪(周扬和冯雪峰、胡风的对立)，因而进行了一场争论。其后四十多年来，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伴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到“文革”揭幕之际，江青和林彪合谋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污蔑为“文艺黑线”的源头，并将“国防文学”口号判定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一大批成为“黑线人物”而遭到揪斗和关押。夏征农是“左联”后期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编《新认识》杂志，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也成为“黑线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推翻江青在《纪要》中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污蔑，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争论；而对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更迫切的要求是，如何对学生讲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此，1977年底至1978年4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联合举行三次左翼文艺学术讨论会。在最后一次关于“两个口号论争”学术讨论会上，杨占升等几位教师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会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选定了观点不同的三篇文章，征得周扬同意，发表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上。杨占升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杨占升文章的总体观点是，“两个口号”论争是路线性质的争论，“国防文学”口号同王明的“右倾思想的影响很有关系”，从“根本上抹杀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界限，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客观地说，作为学术探讨，杨占升的观点自有其理由，是否正确，本应另当别论，但是在1978年“乍暖还寒”的季节，承载着“四人帮”把“国防文学”的口号绑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颤栗的记忆，杨占升的观点哪怕再有说服力，也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尤其是当年“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何况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夏征农。夏征农在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并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写信反驳，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占升是这样“批评”夏征农的：
然而问题更严重的是在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这种错误观点不但没有停止宣传，反而说得更厉害了。在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除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进行一一驳斥外，更加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说什么在统一战线中“显然标明以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为‘主体’，领导其他各派”的主张是“偏面的”，“我们应该更公正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责任来。”……这能说不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而是该刊的“代表言论”，“是经过多数人讨论的”，是由该社“同人共同负责的”(见《新认识》第二期“每月论题”前言和《编辑室的话》)。还应该指出，当时文委成员之一，就是该杂志的编委。而周扬同志是当时文委的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以公开的批评和纠正，这恐怕同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无关系吧?
夏征农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因而在9月10日写下了一封五千字的“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长信，随上引的那封信一同寄给周扬，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