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重读《我们不再受骗了》
作者：朱 正
鲁迅写过好几篇赞颂苏联、为苏联辩护的文章。其中最为用力、也影响最大的，就是1932年5月6日写的这一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刊登在5月2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北斗》第二卷第二期上，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向苏联“一边倒”这一根本国策的那一段时间里，这篇被编人中学语文教科书。这是整整一代中学生都精读过的文章。
这篇文章针对各国一些媒体说的“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逐一作了辩驳，并且认为，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
你说苏联破坏文化吗?鲁迅举出了《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毁灭》作者法捷耶夫、《士敏土》作者革拉特珂夫、《肥料》作者绥甫林娜、《静静的顿河》作者唆罗诃夫等等著名作家在西欧东亚都受到欢迎的事实作为反证。文章并且引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司长乌曼斯基提供的数字，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多少次美术展览，来证明艺术事业的旺盛。
鲁迅写的这些当然都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些是不是就足以洗刷破坏文化这一指责呢?不行的，让少数几个装点门面的作家在文坛上活跃，正好是为了掩盖更多的作家受到迫害的事实。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的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人们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下面只讲两个姓名在鲁迅笔下出现过的作家的情况。
札米亚丁 在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发表作品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No：07315)有这样一条：
9、札米亚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第2卷，第189页)
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但作家受迫害的事，他却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就在这本《竖琴》的前记中，他写下了这样一些事情：
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梅垒什诃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
E 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有梭罗古勃的材料。1920年6月5日他给列宁写信，恳切陈情。(档案号No：03208)：
尊敬的弗拉斯米尔·伊里奇!
前几天我在莫斯科，听人说您在文学处查问，为什么我领不到口粮。我为您的关怀深受感动，但我还是要告诉您，这一份口粮我至今尚未拿到。回到彼得堡以后，我尽力到处奔走打听，这里根本不知道我在莫斯科听说的关于指定给彼得格勒的那二十五份作家口粮的事。在莫斯科时，我又一次申请让我和我的妻子出国三个月，哪怕去一下爱沙尼亚也好，因为我妻子和我的身体都衰弱不堪，还要安排一下我的著作事务。在这里三年来我什么也不能出版。国家出版社不选印我的一本书，尽管还在一年以前我妻子就向约诺夫同志提出过哪怕只出一本短篇小说《老屋》，托洛茨基同志曾评价该小说是近年来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但约诺夫同志不赞赏它，不予采用……(第6卷，第599页)
到了1921年7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他的出国申请，但不准他妻子同去。9月，他妻子投河自杀，他也就放弃了出国的要求。附带说一句，他的妻子阿安·尼·切博塔廖夫斯卡娅也是一位作家、翻译家。看了这些解密的档案，也就明白梭罗古勃为什么沉默了。
这本《竖琴》的前记和后记，是鲁迅1932年9月9日和10日这两天里写的，事实上已经给他在四个月前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提出反证了。
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还反驳了“一位有名的记者”的说法，这记者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鲁迅反驳说：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
这驳论纯粹是推理，而且是以苏联官方宣传为根据的推理，完全没有正面回答苏联有不有知识分子饿死的事情。可惜事实同苏联官方的宣传和鲁迅好心的推理很不一样。在苏联，确实存在知识分子挨饿的事情。仍旧以梭罗古勃为例，1921年4月22日他妻子写给俄共中央妇女领导人柯伦泰的信中说：
从4月1日起取消了我们藉以为生的唯一的费多尔·库兹米奇的“作家口粮”，于是我们连一磅面包也领不到，更不要说别的什么了；我只能按师范学校的标准……领半磅面包。至今我们已经二十二天不得不买二千卢布一俄磅的面包，只好像乞丐一样吃饭，而且没有一线希望，因为除了偶尔的几个晚上以外，没有任何收入。在莫斯科，费多尔·库兹米奇赚了六万卢布(讲了五次课，给的很少)，三万卢布用于坐马车回来(有时每六俄里换乘一次)，剩下的钱回来后买了一俄磅油!这是值得深思的一笔账。(前引书，第602-603页)
为了免得文章太长，就不举更多的例了。苏联存在知识分子挨饿的事实，是无法用推理的办法来否定的。
二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新近看见一本小册子，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接着，他就加以辩驳了。
如果是一个低能的辩护人，他或者会说，苏联并不存在排队购买食物的现象，说有人在排队购买食物纯粹是帝国主义反动报刊的造谣；或者说，排队购买食物并不是因为物资匮乏供不应求，而是一种比无秩序的抢购更加文明更加合理的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又一体现……鲁迅的辩辞，要比这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认，苏联确实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他也承认，这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至于匮乏的原因，鲁迅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这同苏联官方历来的解释是一致的：国外是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国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
鲁迅是一位文章高手，他不满足于重复苏联官方的这个宣传公式，别出心裁地举出另外排着的两个长串，来和苏联商店门前排着的购物者的长串作对比。这篇文章说：
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
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这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买食物的那一长串更令人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买食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值得艳羡的生活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词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排在苏联商店门前购买食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鲁迅拿来作对比的那进向饥寒进向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