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卢作孚研究的重大进展
作者：严家炎 卢晓蓉
一
增订版《卢作孚年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占有相关史料的充分和详尽。据不完全统计，《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对第一版所作的订正、补充达五百多处，字数则增加了将近一倍，而且还选录了13篇卢作孚先生的佚文。从《年谱》正文几占五分之一篇幅的大量注释便可看出，它几乎涉及了所有与卢作孚及卢作孚研究有关的重要书籍、文章、传记、回忆录及档案资料等。不仅有官方的各种史志，也有大学和研究机关的各类文集；有朋友、同人的回忆录，也有亲属的“口述史”；有大陆档案馆的历史文献，也有台湾、香港地区及其它有关国家的文史资料；有学者的完整著述，也有报纸、杂志的零星报道。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如《卢作孚研究文集》《卢作孚追思录》所涉及的若干资料，也为作者所关注和采用。而卢作孚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包括专著、时评、讲话、演说、电文、会议发言、来往书信等，在《年谱》中更有诸多引述。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第二手资料，而是付出极大的努力，尽量发掘和整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由四川大学经济系和长江航运管理局长江航运史办公室编撰出版的《民生公司史》，应该是当前研究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比较权威的著作。《年谱》作者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但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不辞辛劳地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发掘出大量有关卢作孚创建和经营民生公司的珍贵资料，包括公司历次朝会、周会、董事会的内容，来往书信、电报、公文，公司内部刊物及各项重大活动的记录等。《年谱》中收录了一份附件，即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与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就是作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的。这一份协议原件比《民生公司史》刊载的同名文件更为详细和完整。
《年谱》增订版还披露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开或未被注意的史实。例如，《年谱》刊载了从台湾档案馆抄录的几封蒋介石写给卢作孚的亲笔信件，其中一封披露了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卢作孚率团准备访问欧洲而作的具体部署(此次行程后因抗战爆发而被取消)。又如，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的不公开机构大本营在南京的富贵山成立，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内设六部，卢作孚为第二部(掌军政)副部长，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制定。抗战中，卢作孚除了组织指挥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立下不朽功勋以外，还于1940年8月临危受命担任过全国粮食局第一任局长，主持完成了征调军粮、民食，以消除抗战初期粮食恐慌的紧要任务。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初版《年谱》曾引述过台湾学者简笙簧的有关论文。在新版《年谱》中，作者对此又查阅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并作了重要补充，使卢作孚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凸现出来。
重视第一手资料原本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对于编修《卢作孚年谱》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一来，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卢作孚被列为“批判对象”，有关资料不是被销毁，就是长期封存、无人整理；二来，卢作孚一生经历甚丰，仅就他的两大主要事业，即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三峡试验区的创建历程而言，所需查找的资料就以千万字计。除此之外，卢作孚还亲自参与创建并主持过大大小小七十多个岸上企业和附属设施，涉及到发电、自来水、造船、铁路、煤炭、钢铁、建材、机械、纺织、贸易、银行、保险、教育、科研、出版、文化等多个领域，与之相关的史料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在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他还多次出任政府官职，担任过多个社会职务，与之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又可以引出无数的史料和故事。张守广博士作为一个中青年教师，平时还要担任教学任务，他所面临的困难，就更非常人所能想象了。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作者曾到访过西南大学图书馆，北碚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及档案馆，成都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大量文献，在“故纸堆”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城的酷暑与寒冬。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口述材料，他要反复向分住在各地的相关人物打长途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他这样做，为的就是“梳理、研究卢作孚的家世、生平、思想、事业、著作、交往以及相关的重要史实，提供一套可靠的线索资料。”(作者自述)
二
在资料的整理和取舍方面，《卢作孚年谱》始终坚持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读者尽管从《年谱》的前言及正文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仰与爱戴之情，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科学客观的学术立场。由于卢作孚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年谱》所涉及到的有名有姓有往来事项者的各类人物不下数百人。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从地方军阀到政、军两界的高层官员，从名流商贾到土豪乡绅，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到帮会头目，从公司董事会成员到普通员工……作者都注意突破“唯阶级论”学说遗留下来的种种偏见，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四大家族，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企图控制和吞并民生公司的事实，《年谱》如实作了记载；国民政府在民生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次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年谱》也没有忽略。对于卢作孚为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人民幸福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年谱》通过大量史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卢作孚在事业上遭遇的困难和挫折，《年谱》也没有讳言。民生公司在经历了创业期的朝气蓬勃、抗战前的繁荣昌盛、抗战中的英勇牺牲之后，面对抗战胜利却出现了令人扼腕的周折，甚至还有人假公济私、贪污腐败，《年谱》对此都如实作了记述。
《年谱》还收录了1946年初卢作孚请求辞职的史料。内战爆发前后，民生公司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抗战中人员、船只及其他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原本与民生公司合资、合营的内迁工厂战后返乡，抽走大量人才和资金；战后物资奇缺、物价高企，运费低迷；政府因大规模“复员”继而又打内战拉了不少“官差”却拖欠运费等等。这一切使卢作孚四面受掣肘。为挽救公司于危难之中，他两次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表明自己“为公司前途之幸”决意让贤。公司董事会收到他的辞呈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挽留，并给卢先生发了一份“慰留公函”，同时又由公司各处室负责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与死挣扎，急待救济的民生公司》的报告，强烈要求政府尊重民意、调整政策、挽救凋敝的经济。呼吁中说：
民生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尽管私人没有什么好处，自抗战以来股东没有红利，甚至没有股息，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没有红酬。就在战前，股东分红亦不过等于市场很低的利息；而即此少数红利，多数股东亦未领去，仍被劝转为股份并再加股份。职工分红，向为上下一律，董事监察和经理人员绝未特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