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

作者：徐雁平

　　陈寅恪先生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又，此文标题取自同书《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第362页)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或世界汉学领域中，不断被证实，如敦煌文献、汉晋简牍、内阁档案、外族遗文，以及近期的简帛佚籍、徽州文书等等，皆是典型的例证。学术研究在进步，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一直是学人努力的方向。在此学术研究进程中，一种“新潮流”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近二十年兴起的域外汉籍研究。域外汉籍研究所涉及的浩繁的典籍、广阔的区域以及有价值的问题，绝不在过去任何文献发现之下。在这门新学问逐渐展开之际，《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创刊号“发刊词”中指出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卷首，中华书局2005年版)鉴于这门新学问的重要价值，笔者于2005年8月21日就九个问题与《集刊》主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进行了交谈。这九个问题是：1．域外汉籍的涵义；2．“域外汉籍联合目录”的编纂；3．“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状况；4．近代民族意识对域外汉籍研究的影响；5．域外汉文学研究状况；6．重要的研究机构以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7．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8．张教授本人是如何关注并致力域外汉籍研究；9．域外汉籍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成为显学。为求行文之便利，现将张教授关于诸问题的回答归纳编排，并补充一些他提供的背景文献，成此“准访谈记”。
　　
　　一、何谓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是相对于中国本土所藏汉籍而言的一个概念，根据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其中主要是出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人之手，也包括一部分欧美传教士用汉字书写的著作；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有所谓的朝鲜本、和刻本、越南本等；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这批古籍经过近现代以至当代学人的海外访书，从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张元济、王重民、姜亮夫直到今天北京大学严绍盪等学人的努力，通过翻拍、影印或撰写目录等手段，多已为学术界所知见；而域外汉籍中的前两类，即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它们是域外汉籍的主体，目前所刊布整理者，仅为冰山之一角。
　　在此可从几种重要的目录略窥域外汉籍的数量。韩国的汉籍，仅以1981年出版的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达三万三千八百零八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汉籍；日本的汉籍，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及《古典籍总合目录》的著录，即使排除其中的日文本，汉籍数量仍然惊人；越南的汉籍，以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小盾、刘春银、陈义编)来看，约有汉籍五千多种。此外韩国民间所藏汉籍，以及日本寺庙所藏汉籍，数量亦颇为可观。为查清域外汉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1986年9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暨远东学院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倡议编纂“中国域外汉籍联合目录”，此项工作极具难度，然意义重大，它是域外汉籍研究拓展的基础。目前似应先从各个国家或各个图书馆着手清理，而后进行整合。以韩国学者的工作为例，他们一是调查本国现藏汉籍的种类和数量，如韩国国会图书馆所编《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2)，全寅初教授主编《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2005)，南权熙、黄渭周两位教授也计划用五年时间编成《韩国汉籍总目》。一是调查海外所藏韩国本目录，如沈喁俊《日本访书志》(1988)、李勋相等《日本所在韩国古文献目录》(1990)、朴现圭编《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991)、千惠凤等《海外典籍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2001)、尹忠南、金成焕编《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贵重本解题》(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Korean rare books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2004)等。在中国大陆，学者们也做出许多成绩，如李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估计目录》(1995)、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1995)、严绍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1997)，李仙竹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1997)、黄建国等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1998)，王小盾教授已与台湾、越南学者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他还计划编纂《越南汉文古籍总目》。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工作的次第展开，一个综合全球的域外汉籍总目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
　　
　　二、作为新学问的域外汉籍研究
　　
　　与域外汉籍相对应的是“汉文化圈”，这是域外汉籍赖以产生和保存的空间。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邻接，朝鲜、日本、越南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受中国文化的浸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日之交流，为人熟知；中朝之交流，更为密切悠久；而越南自秦始皇时代到南汉时代，将近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内皆为中国的郡县，在越南史上称作“北属时期”，故其文化与中国交融最深。在二十世纪之前，汉字在东亚地区是一种通用、正大、高级的国际语言，正规场合的文字表现都用汉字，以历史文献而言，各国主要史书，如《朝鲜王朝实录》《吾妻镜》《大越史记全书》等也用汉字书写。然而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衰落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兴起，汉籍逐步受到冷落，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更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对于朝、日、越学者而言，汉籍不是典型的本国典籍，例如一般意义上的韩国和日本的文学史，就把汉文学排除在外或仅占很小比例，除非专门写“汉文学史”。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汉籍”甚至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汉籍，所以有的现代书目中将此类汉籍标明为“准汉籍”。而中国学者则较重视本土著作，对域外汉籍也多不涉及，例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先师程千帆教授与程章灿合撰之《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实际上讨论的也只是中国人用汉语撰写的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各国之间交往的增多以及学术观念的进步，域外汉籍逐渐成为各国各地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建立在中国所藏汉籍和域外汉籍基础上的“汉文化整体研究”。从1986年到1995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已举办十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第一届会议的议题包括“域外汉籍流传与出版的历史”、“域外汉籍世界收藏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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