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8期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作者：葛兆光 王邦维 陈平原等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
很高兴请大家到这里来，一起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其实，纪念清华研究院过去的历史，讨论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史，也是对现在中国学术的一种反省。
闲话少说，现在就请大家发表各自的高见。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应该是中西贯通的，像陈寅恪就可能有这个想法，很明显的，他最早是想把西方所谓的“东方学”介绍进来。所以，他早期的课程和研究思路，是围绕着这方面的。这也可以从他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购买的图书以及他个人的藏书中看出来。他的目的就是“东西交融”、“东西结合”。我们今天研究清华国学研究院，必须从这方面去做努力。当然，还要有学科的交流。清华、北大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经常交流，蓝旗营就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希望清华人文学院或者历史系能够创造某种形式，把大家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样能使大家更加了解。
顺便说一句，关于国学研究院的名字，有人说按原来的名称叫“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按约定俗成叫“国学研究院”，“国学”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原来有这个名称，把它继承下来，如果没有，倒不一定要恢复。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
讲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实，北大也有研究院，而且办在前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是想先办文科，再办理科。因为办文科需要的钱少，社会科学又没那么多人才，干脆就先办国学吧。北大办研究所是这样，清华也是这个思路，1920年代，在整理国故思潮下，一下子冒出六七个国学研究院(所)，这很值得注意。只是别的国学研究院(所)，没有清华办的那么成功。我关注的问题是，谈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经常会提到“四大导师”，或者六个导师。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即关注国学院的学生。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建立，一开始是跟着北大来的。可现在说起来，没人关注起步在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才办了四年多的国学研究院，也就那么几个导师，为什么后来居上，名气远远超过北大?我想反省这个问题。
1918年北大就开始拟设研究生课程性质的各门研究所，可正式招生是在1922年。跟清华相比，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这可能决定了以后的不同走向。一是北大基本上是以原有的教师来兼导师，原有的学生进入研究所课程。清华不一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然后面向全国招生。客观原因是，当时清华并没有自己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另一个不一样，北大经费远远不如清华，老师是兼职的，学生数量也很少。清华第一届录取了33人，实际到校也有29个；四届学生，总共毕业了74人。
我关注的是，大约同一时期，北大和清华的研究生，他们在干什么?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国文门学生很活跃，先后办了《新潮》《国故》以及《国民》，主要贡献是文化启蒙，还有走向社会，参与实际政治；学术上成绩不是很大。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办刊物，一个是《实学月刊》，一个是《国学月报》，还有他们在《学衡》、《国学论丛》上发文章，基本上是学术论文。北大是有《国故月刊》，办起来了，但被批下去了；要说国学，成绩不如清华。
有两本小书，给我印象很深。一是在周丰一(周作人的儿子)那里看到的北大文科毕业生的纪念册；早年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纪念册做得很认真。另一个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后一本小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即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在想什么、做什么。那纪念册由吴其昌具体负责编，每人一页，照片外加自述或小传，印刷精美，内容也很有意思。现在，夏晓虹和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合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做补编，追踪那些学生日后都做了些什么。我想，这四大导师日后之成为“神话”，与这一批同学的努力有很大关系。请注意，如果你看过《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上纪念王国维先生的专号，你会了解，日后关于王国维的不少传说，还有其学术史上的定位等，最初都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在讲。换句话说，请华国学院的神话，很大程度上与清华国学院学生对自家学术传统的建构有关。不是说他们夸大其辞，而是说借助于讲述师长们的经验，凝聚共识，逐步建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清华学派”。那么，北大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形成了“北大学派”?想了大半天，北大办文科研究所，在制度建设方面有贡献，但很难说已成为一个学派。第一是教授们独立性很强，工作比较分散；第二是学生们毕业后各自发展，没办法抱成一团。用某某级“北大同学录”来构建学术吏，很难成功。而几年前，我们编那套“追忆学者丛书”，追忆王国维、追忆梁启超时，用的材料，很多是来自清华国学院学生们写的追忆文章，那些文章除了写导师的风采，也写自己对清华传统的理解。因此，这条线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谈五四，不能只表彰教授们的贡献，还得关注学生的作为；既然是“青年运动”，学生们的感觉很重要。同样道理，我们除了关注清华国学院声名显赫的几位导师之外，还要思考，那些英姿勃发的学生们，到底为清华传统做了些什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建立比较切实可信的学术史。
秦 晖(清华大学历史系)：
很惭愧，平原兄虽然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对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虽然在清华呆了十几年，四大导师的书也读过几本，但是在各位面前我就不想冒充学术史的权威了。我只想说，我们现在要发扬国学研究院的学术传统，开创清华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然而，学术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见解。我认为所谓学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管是什么学科，主要的要素是两点，一个是实证，一个是逻辑上的自拾。这两个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大师们所坚持的。清华国学院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一方面和清华导师们的国学底子很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国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逻辑，以及近代西学的逻辑思辨有很大关系。清华当时也是一个逻辑学重镇，金岳霖等都是大师。我觉得只要有实证基础，后面的推论具有逻辑的严谨性，那么它就是一门学问。
刚才平原兄讲到，两校的学者有不同的选择，有些学者可能走向社会，有些学者守在书斋，这都无所谓价值上的优劣褒贬。只要有实证材料，逻辑上严谨，就有它的学术生命力。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缺陷，恐怕不在于材料不够多，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根据材料推出来的论证在逻辑上很不严谨，甚至完全悖谬。我自己的东西，很多是有感而发，无非是兴趣的来源，是很自然的。有感而发不是学问，重要的是“有据而论”，就是说你不能搞影射史学，不能用价值观先行“创造”事实。有据而论是否也有价值先行的问题?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敢说自己是完全中立的。不过我想，在实证问题上，至少“追求价值中立”是需要的。如果连这种追求都没有，搞所谓的影射史学，那是很成问题的。在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下，只要坚持开放、自由、多元的原则，即使你有你的偏见，我有我的偏见，追求一种“深刻的片面性”或者说是“片面的深刻性”，但只要不是有意识的歪曲事实，就能推动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