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2期

《塞纳河畔》译后记

作者:蓝英年




  1989年秋天,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位于苏联海参崴市的远东大学教授汉语。汉学系五年级学生伊林娜,热爱中国文化,经常找我问问题。一次,她竟然让我给她讲解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令我惊讶不已。她送给我一本《塞纳河畔》,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伊林娜说,我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已经买了不少书,可读过的却很少,便把《塞纳河畔》随手放在书架上。寒假我没回国。海参崴冬天不算太冷,但一来寒流就像俄国人所说的,“冻死狗”了。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出门是不可能了。我随手拿起《塞纳河畔》,翻翻伊林娜说我可能感兴趣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回忆录,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流亡巴黎等地的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和诗人在国外的坎坷经历。我马上被回忆录吸引住,接连读了两天,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仿佛顿时离开冰天雪地的远东海港,置身于阳光灿烂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作者奥多耶夫采娃把我带人俄国流亡作家和诗人的生活中,他们当中,有的我知道,有的从未听说过,现在才认识。我同他们一起喝茶,一道散步,对他们渐渐熟悉了。
  奥多耶夫采娃是俄国的长寿女诗人,1990年逝世,活了95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两三位老太太之一。她丈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是阿克梅派诗人。他们同是古米廖夫领导下的诗人车间的成员。奥多耶夫采娃在《涅瓦河畔》中详细介绍了古米廖夫和诗人车间,在《塞纳河畔》中只捎带提起,我也不多写了。 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夫妻双双流亡巴黎。
  《塞纳河畔》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他是俄国自我未来派诗人,二十世纪初曾名噪一时。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等著名诗人的推崇。他更是女士们心目中的“紫罗兰王子”。他每到一处,女士们为留住他,把他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夜晚围着他的窗户唱歌。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中,忘乎所以地写道:“我征服了文学,像雄鹰一样飞上声震寰宇的宝座。”但他过分卖弄辞藻,热衷制造新词,采用复杂的韵脚,弄得真情越来越少,思想越来越浅薄,最终失去了诗意。伊万诺夫说他的诗名是阿·托尔斯泰骂出来的。回忆录里举出被阿·托尔斯泰骂的那首诗:
  
  把螺旋锥插入木塞,
  女人的目光不再羞涩,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而我整个浸在挪威的,西班牙的……
  
  “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为诗,”阿·托尔斯泰差点气昏,“俄国诗歌堕落到何等地步!”反对谢韦里亚宁的人把阿·托尔斯泰的话捅到《新时报》上,以为谢韦里亚宁这下准完蛋了。然而事与愿违,这几句歪诗像中国的顺口溜,一下子便能记住。诗中提到女人、菠萝和香槟酒,颇对声气相求的人的脾胃,很快传遍全国。谢韦里亚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很难说真有其事,但这种传说别的作家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不管传说真假,他的诗越写越坏却是真的。虽越写越坏,却越坏越写,终于成为写作狂。爱沙尼亚《今日报》主编向他发放沉默抚恤金(发表诗立即取消)恐怕不是编造出来的。我买过他的诗集,看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谢韦里亚宁像一道流星,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夜空上闪耀一下,便消失了。专门研究白银时代诗歌的北大顾蕴璞教授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也选不出他的几首诗来。
  回忆录中第二个登场人物是诗人叶赛宁,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与他在柏林不期邂逅。叶赛宁是俄国影响极大的诗人,也可以说是苏联诗坛奠基人之一。他带着忧郁的情调讴歌古老俄罗斯的乡村、草地、白云和农舍。他是来自乡村的诗人,采用的却是象征主义的手法,不知该把他算做农民诗人,还是归入象征派。他的《狗之歌》和《流浪汉》都是影响极大的佳作。叶赛宁1925年12月28日自杀后,便从文学史中消失,他的书遂成禁书,直到1955年才开禁。他同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婚姻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还是个谜。像他那样气质的人完全可能自杀,但不能排除他杀,因为有不喜欢他的苏联领导人。 1993年我在俄罗斯闲来无事,把12月28日那一昼夜,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排列了一个时间表,发现将近两个多小时的空白时间,没有证明人。原想写一篇叶赛宁是他杀而不是自杀的文章,终因材料不足而作罢。
  1955年我大学毕业那年,苏联教师悄悄地赠送我一本《叶赛宁诗选》。这是一本白封皮的薄薄的小开本书。当时没读,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读了。那时白天睡觉,夜里炼钢。在大跃进高潮中读叶赛宁,仿佛吸入一股清新空气。我觉得他像个牧童,横坐在牛背上,唱着动听的牧歌。奥多耶夫采娃写出我完全不知道的叶赛宁的另一面,“那个到处寻衅滋事的叶赛宁。他像一阵旋风,一股龙卷风。遇到它会把头吹断”。她同叶赛宁在一起不过呆了五六小时,但她善于观察细节,寥寥几笔,便写出叶赛宁的流氓相。他们在餐厅偶然相遇,叶赛宁便抓住她的手把她强拉到餐桌前,叶赛宁叫她留下,蛮横地说:“算了,谁还会思念在巴黎的丈夫。您不能走,因为我不想让您走。”但她无法留下。吃完饭奥多耶夫采娃同叶赛宁的一帮狐朋狗友一起去看邓肯。邓肯用舞蹈表达了她同叶赛宁的关系。“在她的每个动作中,在她的身体里,有一种粗俗肉欲的优雅,一种勾魂摄魄的女人的魅力。节奏越来越快,披肩旋转、颤抖。突然,我看得很清楚,披肩复活了,渐渐变成流氓。她已经不是在同披肩跳舞,而是同流氓跳舞……她突然猛地把流氓甩到一旁,流氓立即还原为披肩,落在地上,她使劲用脚踩它。”写叶赛宁“另一面”的书,以后看得多了,但最先打破我美好印象的是《塞纳河畔》。
  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这对夫妻的大名我五十年代就知道,但在 1989年以前却没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因为他们是著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苏联不会出版,中国不会翻译。今天看来,他们确实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但热爱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救出来。希特勒占领法国期间,1941年6月22日,梅列日科夫斯基竟在巴黎电台发表讲话,称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对希特勒决无好感,但只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同魔鬼打交道也行”。他的变节行为为大多数俄国侨民所不齿。但综观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仍不得不承认他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包括《众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众神复活·达·芬奇》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谢》,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小说。他还写过评论俄国古典作家的书,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与小鬼》等。他的三部曲都已译成中文,我只读过《众神之死》,很想读《果戈理与小鬼》,因为果戈理是我青年时代偏爱的作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吉皮乌斯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如果算上未出版的作品也可以说著作等身了。她是俄国象征派的领军人物。她在巴黎是老妖精式的人物。托洛茨基谈到她时说过一段话:“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怪。既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妖精。可每一想起吉皮乌斯,便相信世界上确实有女妖精。”叶赛宁说吉皮乌斯是蜇人的黄蜂,因为她攻击起人来极为恶毒。奥多耶夫采娃把她比作果戈理小说《维》中从棺材里探出身子的百人长小姐。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吉皮乌斯已年近六旬,仍浓妆艳抹,脸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涂得嫣红,脖子上挂着红珊瑚项链,手握长柄眼镜。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妖精的打扮。她随意刺人,叶赛宁说她像黄蜂是不错的。吉皮乌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众人崇拜的偶像。吉皮乌斯名声大,却无像样的作品。她仇恨布尔什维克,但并无损害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访问过中国)在《星火》杂志主持《二十世纪俄罗斯缪斯》专栏。1989年叶甫图申科想发表吉皮乌斯的诗,书刊检查机构不批准。但他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那里,头头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这位头头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已经过了七十多年,吉皮乌斯还能对苏联产生什么有害的影响?我看过不少回忆她的文章,但没读过她的诗。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下去。她的作品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如能遇到我没读过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我倒想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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