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长篇短制 俱见文心
作者：唐元明
(一)
钟先生“出道”颇早，在新中国曙光初照之时即供职于《新湖南报》社(社长为李锐)，彼时可谓满腔热忱、议论风生、“誓为人民鼓与呼”。然而，“错就错在有思想”且耿介直言，因而他于1957年乃深陷“反右”之网，困厄几近三十载。也许正是由于长时期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转使他志愈坚、思愈深、情愈炽。因此，当他从苦难牢笼中挣脱出来后，即以凛然的风骨、卓异的胆识，精心“为人作嫁”，惠泽学林；同时写出一篇篇真情弥满、别具识见、简劲味永的道德文章。《从东方到西方》中那些系统论述中国近代有先知先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长篇宏论，视域恢阔，史论兼擅，笔力雄肆，自不必说；即其长短不拘、随篇陈义、温火相济的“散淡之文”，亦足见其思想锋芒、性情所钟、文心蕴蓄。
《念楼集》最是明证。该书精选作者近十年来新撰的文章一百零四篇，内容涉及地域文化、近现代人物晶藻、佳什赏鉴、出版之道等，凡此种种，莫不以见广识深、文笔练达而出彩。如《沿着岷江走》一文，由“江”、“河”溯往谈起，揭示岷山是“江”的发源地，岷江乃“江”的源头；由“蜀江水碧蜀山青”养沃的成都平原，感念起秦太守李冰父子的不朽之功；进而感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样的秀水和沃土，才养成了先秦时三星堆的艺师、秦朝都江堰的工役、汉时司马相如、卓文君这双才子佳人、三国时诸葛丞相北伐南征的将士、大唐李白和杜甫这对照亮千古诗坛的双子星、宋时眉山的“一门父子三词客”。且地灵与人杰往往交相辉映、互为辅翼，遂使物力与人文各臻其美。因之在敬畏人的创造力的同时，更叹服逝者如斯的时间之力——“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一切，石头，历史，还有伟大而渺小的人类”。
《看成都》一文，由清末蓉城名土赵熙手书的“诗婢家”小小匾额，引发出陈三立、陈衍等著名清流结社吟诗、讥刺庆亲王和贝子载振父子的荒唐事，以及“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方尖碑等洒满血泪、浸润风流的种种故实，慨叹昔日羁留此地的杜子美，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时，尚写得出“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泡红蕖冉冉香”这样的清词丽句，而今耳目所接，多为俗媚和喧嚣，醇厚古风、文化脉息何其微弱!接下来的几节“公菜馆”、“祖龙居”、“读竹苑”，续写老成都的名物胜景、流风余韵，笔端盈情，如数家珍，令人低回。
对于百余年来无数人服膺(包括毛、蒋等大人物)的乡贤曾文正公，钟先生自然颇感兴趣、关注已久、富有见地。他濡染曾氏自是早年，然于1980年倡议新编《曾国藩全集》，以及后来亲自编注《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等，频频触发，迭有所感。如《曾家的“两地书”》，细致剖析文正公悉心教导弟国荃、子纪泽纪鸿，如何历练意志性情、领兵御人、读书做文乃至家庭琐事等，都语重心长、切实明示，这样的心性气度何其了得。钟先生遂写道：“有人奇怪，曾国藩以‘秀才肩半壁东南’，统大军与洪杨决战时，何以还有工夫写家信指示‘报(曝)笋’、‘椿麸子’的做法。殊不知治平之道正以致知格物为基，通晓人情洞明世事才能办大事……若宋徽宗智商非不高，但做道君皇帝专谈玄言妙道，连虱婆子都不认得(到五国城后曾对旧臣说，‘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兵临城下只能当俘虏，青衣行酒时便连求生的本领也没有了。”
正如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凭其识见独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挖掘”和“发现”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文学成就一样，钟先生异曲同工地于新时期“揭扬”了周作人的文学劳绩，并在胡乔木、楼适夷等时贤的支持下，率先推出了作者生前编定的几乎所有单行本以及来刊稿、序跋集、书话集等。他在《周诗丰画写儿童》《蝙蝠的不幸》《内丹还是普耳茶》等文中，毫不掩饰对周文的喜爱，如他复引1963年写给周氏的信说：“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碰伤》《死法》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纭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詈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盲。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几十年风雨过后，他依旧坚定地认为，“人归人，文归文”，作为“五四”新文学的“重镇”之一，知堂的文章之美不输乃兄，尤有胜者。而钟先生的一些文章，无论题材还是风格，皆有周氏印痕，如《黄鸭叫》《旧时花价》《书房随想》《辞年》《汉口竹枝词》《西青散记》《上贡和还愿》《忆妓与忆民》等，不论故土风物、民俗市情，还是流年人物、书香心境，皆娓娓道来，博雅蕴藉，令人回想往复。
钟先生一生爱书、读书、编书、写书，实在是懂书，所以书评写得好，切中肯綮，言之有物、有味、有彩。如《暮色中的起飞》写晚明“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说他的风格可以四字概之，即“自说自话”，绝无陈言套语。的确，这位历尽繁华而终归于平淡的名士张岱，“写人事，他不用心歌颂什么暴露什么，而爱怜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载之后。发感想，他从不想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国之忧、无常之痛时见于字里行间”。他出身豪门、率性自适而晚年落拓，终不改赤子性情；虽“养成了精纯的艺术趣味，天生一颗敏感的心，但又与钱谦益、阮大铖辈不同。……黑格尔有言：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以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前文明垂暮时代乎?虽然和密涅发的猫头鹰同时起飞的，还有病态十足的夜莺和不利小儿的‘暗夜’，但智慧之鸟毕竟不是鸡鹜之流可比的。在世纪末的废墟下，既埋葬着历史文化的遗传病体，也埋葬着提炼精纯了的末代仕女们刹那的悦乐和永恒的悲哀。陈寅恪先生撰《钱柳因缘诗释证》感赋云：推寻衰柳枯兰意，刻划残山剩水情。可谓深知此意矣。”全文明暗相照，中西交感，知人论世，的是妙文。
作为一位出版家，他的许多睿智理念和成功经验，颇值借鉴。如强调古籍出版的适用性和普及性，“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且须质量可靠，力求为更多的人提供方便；“金字塔的顶尖”式的标志性著作尤应审慎以对，如《传世藏书》之类的教训应当吸取，而亚东图书馆同人汪盂邹、汪原放、胡、适等做书的认真与精明，尤值得倡扬；具有思想史意义、文化积累和学术传承价值的“大书”固然需要精心董理，一些“父亲读过儿子还要读”的传世“小书”也甚有必要悉心推出。如他亲自策划的“人人袖珍文库”，就选择了《君王论》《蛮性的遗留》《呼啸山庄》《日本与日本人》《骈文概论》《中国近世文学》、《中国近代史》《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以及唐诗宋词三百首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等，精编精校，开本小巧，书美价廉，颇益读者。他对书的封面及版式相当讲究，认为“书之装帧，可比人之化妆。真的美人不必依赖化妆，恰当的化妆却可以更加衬托出人的美；相反地，不恰当的化妆也可以损坏一个美人坯子”。因此他无论编书还是写书，都着意图书形式的美感，力求使人悦目赏心、一见钟情。这从他的《看起来舒服》一文盛赞湖南装帧设计名家胡颖为《从文别集》所做的精妙设计可窥一斑。由于他与几位艺术家均有熟缘，知之非浅，故在具体分析了该书的设计如何谐美与清雅后，深情款款地写道：“用黄永玉的画、张充和的字来装点沈从文的文章，其谁日不宜，当然绝了”；胡颖的“绝”，正如“石非女娲所造，用石补天却成了女娲的神功”，“他很好地体现了沈从文的风格，使书能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这“舒服”之评简括之至，然得来非易，亦确是艺术的卓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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