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期
柏拉图对话在中国
作者：王晓朝
翻译外国文字作品是中国社会吸收外来文化的必经之路。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迎来了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此高潮中，外国文学被介绍到中国，首先是大量翻译小说的涌入。短短三十年间，欧洲几个文学灿烂的大国如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凡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了中文译本，近邻日本的一些通俗小说也被译介过来。
与文学翻译相比较，哲学著作的翻译更为艰辛。中国学者翻译柏拉图对话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献书先生翻译的《理想国》是最早出版的柏拉图对话(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1957年重印)；到了三十年代，出了张师竹先生初译、张东荪先生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到了四十年代，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家陈康先生的杰作《巴曼尼得斯篇》出版(即《巴门尼德篇》，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1982年重印)。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工作没有完全中断。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严群先生翻译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即《智者篇》，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80年重印)。还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中，任华先生用白话文摘译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篇章。
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又有一些新译本问世，香港学者邝健行亦翻译了一些柏拉图对话。计有：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即《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克里托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邝健行译《波罗塔哥拉篇》(即《普罗泰戈拉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即《国家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严群译《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即《吕西斯篇》《拉凯斯篇》《斐莱布篇》，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黄克剑译：《政治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03年，由本人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完工，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共分四卷，约两百万字，前三卷是柏拉图对话的主体部分(长短不一的二十六部对话)，第四卷是附录(包括两篇疑伪的对话、十三封书信、年表、谱系表、译名对照、篇名缩略语表和一个庞大的索引)。与此同时，拙译也在台湾出了繁体字本(左岸出版社，2003)。2003年8月，由刘小枫翻译的柏拉图《会饮》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是文本的翻译，还有译者本人的注释和西方诠释家所添加的大量注释)。
2004年，我们又欣喜地看到，我国著名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遗作《柏拉图对话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2004年)；其中内容包括柏拉图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一些附录和王太庆先生自己的论著。可以期待的是，在兴旺发达的中国学界，今后仍旧会有柏拉图对话的新译本出现，这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
仔细读一下柏拉图对话的各种中译本，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文体从文言转向白话，再向更加规范的现代汉语转变的过程。
吴献书、郭斌和、景昌极、张师竹、张东荪诸位先生翻译柏拉图对话用的都是文言文。先师严群先生乃我国翻译界先驱严复先生的后裔，他的译文用的也是严复式的文言文体。陈康先生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是一般的翻译作品，而是一部包括译文在内的、对柏拉图原著做出创造性阐释的研究性专著。他的译文所采用的文体倾向于白话，但仍有文言色彩，与我们现今哲学界流行的用语又有很大差距。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完全用白话文翻译。任华先生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分别作了摘译。1986年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用白话文翻译了《理想国》。柏拉图对话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内容。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这两位译者自身是文学大师，他们的译文非常精美，表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文学风采。
翻译哲学经典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与文化交流深度的重要指标。如何看待翻译的重要意义，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总体看法。如果缺乏跨文化的视野，忽略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必然性和双向性，忽略中国本土文化接受外来思想所必经的外来思想本土化的过程，其结果要么是视外来思想为毒蛇猛兽，民族文化传统的摧毁者，要么是视外来思想为美味佳肴，可以全然吞吃而不必有消化的过程。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看待外来哲学经典的翻译应当视之为有益于本民族文化要素丰富和文化传统的更新异质文化要素的融人。有了这样一种视野，以往哲学经典翻译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和难题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首先是词汇问题。中文词库中并无现成的词汇可以用来指称大量外来的事物和义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创造新词。民国时期的翻译家胡以鲁分析说：“名词之发达不同，即其引伸之义不能无异；辗转假借，又特异于诸语族之所为，藉以表彰新事新理所含众义，往往不能吻合；则与其病过不及，毋宁仍外语之旧，以保其固有之分际，此一派也。”“习俗不同，则事功异。风土不同，则物产异。西势东渐，文物蒸蒸；吾国名词，遂无以应给之。此土所无，宜从主称者，此一派也。”(胡以鲁：《论译名》，黄嘉德编《翻译论集》，收人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翻译家严复则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严复：《译天演论例言》，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1991年版)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西方文化传人的初期，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而被创造出来的译名经受着时间的考验逐渐摆脱外来语的色彩，成为中文词汇。
对于翻译柏拉图著作来说，翻译者遇到的词汇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范畴型相(希腊原文是eidos，idea)为例。中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先后提出过的译名有：理型、埃提、理念、观念、概念、形、相、形式、意式、通式、原型、理式、范型、模式、榜样、模型、式样，等等。其最流行的译法是理念，柏拉图的相关理论则被称为“理念论”。这些译名有些是音译，大部分是意译。说实在话，我们想象一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系统研究过柏拉图的学者有多少，就可以看出每一种译名都反映出译者对柏拉图这个核心范畴的理解，而译名的提出又有译者自身中国文化底蕴在起作用。由具体译者提出的译名一开始都是尝试性的，是译者的创造，但一旦提出之后又会影响着其他中国学者的理解，再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译名是否妥当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示出来了。我在处理这个译名时接受了我国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将在柏拉图对话各处出现的这个词酌情分别译为“型”或“相”。(有关辨析详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3～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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