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第9期

忏悔——看看我们自己

作者:吴小龙




  文坛近来多了一个热门话题,“忏悔”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字眼。它听起来虽然不像“上网”、“入世”那么悦耳,但是让中国人熟悉这个字眼总不是坏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莫非今人在酒足饭饱之际也已开始知“忏悔”了?然而不。在要求别人忏悔和拒绝自己忏悔的僵持和拉锯中,人们看到的还多是文坛的话语和意气的对峙,甚至炒作,而很少有真忏悔者的严肃与沉重。
  “忏悔”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相当缺乏的一种素质。我们从来就躲着它。尤其是近半个世纪,我们更是养成了一种批判的爱好和豪气而绝缘于忏悔的真诚。有人说“文革”中的检查、认罪、“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云云,就是一种被迫的不断忏悔,这不对。当人们那么糟踏、作践自己的时候,即使其中某些人有某种程度的“真诚”:要改造自己,跟上时代,但自贱者无一不感受到政治权威、舆论一律的压力,无一不是出于自保、免祸和生计问题(出路问题)的利益需要。这种“悔过”、“认罪服罪”,与忏悔相去霄壤。忏悔从来就是一种只施之于己的东西,是一种自觉、自律、自我拯救、自我升华,它从来不可能出于外在的压力而进行——无论是伟大导师发起的群众运动的感召和威压,还是文坛新秀义正词严的呵斥。
  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忏悔。这既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真诚、反思,对某种超越性的东西的追求,灵魂升华的努力,也同样指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深刻的反省——对一个民族来说,往往是通过后者的反复形成前者。西方世界对二战的反思就是典型的例子。战祸过去半个世纪,它们还在思考、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这种思考追问决定着、塑造着现在的他们。从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二战的反思和忏悔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并不是只有他们有奥斯威辛。对我们来说,“文革”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反思和忏悔的永恒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比遍地刀兵的几大战役更影响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更决定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然而我们始终缺乏真正深刻地反思和忏悔。“文革”是一场悲剧,但是人们现在对待它的态度使它成了一场闹剧。这是一种真正的全民族的自我毁践,这是民族的耻辱。“文革”博物馆建不起来,就是人们害怕正视历史、正视自己的明证,因为那将是一面镜子,一种学龄前儿童式的直观教学,告诉我们,如果人们还要沿袭“文革”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模式,“文革”的回潮、灾祸的重至,可能是易如反掌的瞬间事而已。这种镜鉴过于直率无情,面对它使人难以自处,所以人们宁可拒绝它,躲到一个能使自己脱离干系的法定的遁词背后。这就是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关于“文革”的定论,哪怕它实际上是一种“迷思”(myth):“文革”是一场伟人错估形势而发动的,被少数阴谋家野心家利用的,殃及全民的灾难。我们都乐于躲在这个“说法”背后。它很完满:重罪轻罪都各有所归,余下的,“大家都是好同志”;它也很方便,对大家都方便,不用自责,不用忏悔——不对制度忏悔,不对伟人的暴虐忏悔,不对自己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忏悔。在“文革”的罪行全然与自己脱却干系后,在义愤、控诉、诅咒、批判之后,就是:索赔。这一尽在不言中的索赔行动从被“残酷迫害”的前“走资派”开始,遍及劫难中的幸者和不幸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今天的利益格局,不就是这一索赔行动的结果吗?然而“文革”当年,有多少人不曾声嘶力竭的表态积极投入运动,为王前驱?又有多少人不是满怀革命义愤、自诩献身于崇高的价值理想?如今把这都说成是受骗上当,很难自圆其说。人的行为决不是仅仅靠着认识而行动的,决定行动的还有其根本利益追求和根植在人们心底深处的道德、伦理、信仰、文化、价值理想。让自己在愚昧的狂潮中被裹挟而去,并在其中尽情地肆其所欲、得其所乐之后,又轻巧地说句“上当”而推卸罪责,这即使在认识上替自己开脱了,在道德上又把自己置于何地?
  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说,当“文革”的烈火如红卫兵小将所愿地烧向了全世界时,在1968年法国大学生造反的“五月风暴”中,一群狂热的法国大学生聚集起来,冲向学校图书馆,要对旧书采取革命行动——一如中国“破四旧”的红卫兵。这时,意外的事出现了。他们发现一群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春寒料峭中互相搀扶着,挽手并肩护在图书馆的台阶前,举着一块标语:“Walk upon us!”——踩着我们的老骨头过去!他们肃穆萧瑟的神情镇住了那些狂热的年轻人,僵持数刻,学生们无言地后退了。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们在这里表达了他们的道德勇气,那些无言后撤的学生则体现了他们未泯的良知。这是一个民族和它的文化的希望。我当然不指望能在中国出现这一幕:我知道出现的是什么。已被整得卑躬屈节的老教授中无人能站出来呵护那五千年文化(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和陈寅恪的自放岭南现在都更好理解了),就有,等待他们的也是劈头落下的棍棒和铜头皮带。当然,在西方世界也有烧了书的,那就是在纳粹德国——德国思想界至今还在为此反思忏悔不已。这一幕幕历史场景都出于必然:在法国,那一幕的呈现可能是因为它的法律制度,它的自由传统,还有它的领导人——当时戴高乐给巴黎警察总监的指示是:“不要去碰伏尔泰。”而在中国同样是必然:在唯我独尊的造神运动和惟“左”是趋的一次次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之后,“文革”的爆发,已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了。麦克法考尔写“文革”史,从50年代写起,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今人谈“文革”,回避一切严肃的追问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那还有什么悲剧意味可待反思和忏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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