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独具特色的散曲呈文



　　——谈刘时中的《上高监司》

　　刘时中的《上高监司》，是元散曲中最长的套数，是作者似散曲形 式向高监司献呈的两通说帖。
　　元代散曲作家有两个刘时中，一是石州宁乡（今山西平阳）人，曾 任翰林待制等职。另一个是洪都（今江西南昌）人。在此散曲中，有“据 江西剧郡洪都”一语，写江西发生的事情，可知此曲作者，应是江西的 刘时中。

　　元刊《阳春白雪》收有署名为刘时中的[新水令]《代马诉冤》，以 马的口吻诉说“世无伯乐”，“把我埋没在蓬蒿，失陷污泥”。情绪十 分悲愤。山西的刘时中，世代簪缨，高官厚禄，不可能有这样的情感， 它只能是江西刘时中的作品。由此也可推知，这一位刘时中是胸怀大志 而又穷愁潦倒的人物。
　　高监司是谁？现在已无法得到确证。较多学者认为司能是天历初 (1328)任河西道访廉使的高纳麟。《新元史》卷一百五十六《高纳麟传》 载：“天历元年(1328)除杭州路总管，明年改江西道廉访使。岁饥，议 发粟赈民，行省难之。纳麟曰：‘朝廷如不允，我愿以家资偿之。’议 始决。全活无算。又劾罢贪吏平章政事八失忽都，民尤颂之。至顺元年 (1330)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上高监司》写到江西人民遭受旱灾， 歌颂监司开仓济民；写到钞法弊病丛生，建议监司惩治猾吏。这些和元 史提到高纳麟在江西南昌的政绩颇似。曲中还写有“已自六十秋楮币行， 则这两三年法度沮”两句。据查悉，元代发行楮币始于中统元年(1260)， 距天历元年有六十多年。如果“六十秋”是约数，那么，从作品所写的 情况看，与高纳麟的事迹颇多吻合之处。《上高监司》的第一首又有“一 座祠堂人供养，立一统碑碣字数行，将德政因由都载上，使万万代官民 见字节想”等句子，极似是为欢送高监司离任迁升而发。史载高纳麟于 天历元年莅任，于至顺元年离赣，那么，这套曲子，当是作于 1328 年与1330 年之间。
　　1329 年，“江西隆兴、南康、抚瑞、袁、吉诸路旱。”《上高监司》 的第一首，写的就是江西干旱荒芜的景象。在曲子开头，作者说：“谢 恩光拯济皆无恙，编做本词儿唱。”高纳麟曾经赈济饥民，刘时中以曲 代书，本意是要歌颂他的德政的。但要具体写到高监司拯厄扶危，就不 可能不如实地反映江西的现实，这一来，作者以淋漓的笔墨，向读者揭 示元代人民悲惨的生活面貌。
　　在第一曲[滚绣球]里，刘时中对当时旱象作了简练的概括：“去年时正插秧，天反常，那时取若时雨降，旱魃生四野灾伤。”插秧时节没 有雨水，秧插不下去，“谷不登，麦不长”，结果“万民失望”。并且 导致经济混乱，“一日日物价高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量， 煞是凄凉。”这首曲，纯粹是叙述性的，作者由无雨说到缺粮，由缺粮 说到灾荒，特别强调物价高涨引起的严重后果。曲子的形象性不强，但 叙述的脉络清晰明确，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刘时中对饥民痛苦的生活，作了细致的刻画。当时米珠薪桂，人民 只好以野菜充饥。作者写道：“剥榆树飧，挑野菜尝，吃黄不老胜如熊 掌，蕨根粉以代糇粮，鹅肠苦菜连根煮，获笋芦莴带叶■，则留下杞柳 株樟。”黄不老、鹅肠苦菜、荻笋、芦莴都是不能下咽的东西，但饥肠 辘辘的人，把它们看成是胜如熊掌的山珍海味，把它们“连根煮”，“带 叶■”，饥不择食，狼吞虎咽。更有甚者，“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或 是煮麦麸稀和细糠”。饥民们如果有了点和糠米豆菽凑合的杂粮，就简 直像得到了神仙的赏赐，“他每（们）早合掌擎拳谢上苍”。饥民们“一 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在街巷里横七竖八，卧而待毙。为 了求生，有些饥民，铤而走险，“偷宰些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 有些始而贱卖家业，继而卖儿卖女，卖不去的哺乳小孩，“没人要撇入长江”。这一幕幕哀鸿遍野、惨绝人寰的景象，作者以饱蘸血泪的笔触 一一勾出，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元代的社会现实。
　　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有些人却大发横财。刘时中敏锐地看到，投 机商贩，倒卖粮食，操纵市场。他们趁火打劫，“牙钱加倍解，卖面处 两般装，昏钞早先除了四两。”而有权有势的人，则巧夺豪取，把义仓 米粮据为己有。所谓开仓赈米，只“快活了些社长知房”，他们可以“用 钱买放”仓米，囤积居奇，肆意盘剥。面对着不合理的现实，刘时中愤 怒地控诉剥削者吮髓吸膏的现状：“殷实户欺心不良，停塌户瞒天不当， 吞象心肠歹伎俩，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怎指望他儿孙久长。”这 番话，一掴一个血痕，充分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
　　在元散曲中，有些作品也写到人民的生活，但很少像《上高监司》 写得那样锐利深刻。刘时中要叙述江西的旱灾，但没有用多少笔墨描写 旱象，没有渲染烈日蒸云，赤地千里，倒是抓住缺水导致缺粮这一点， 铺写“殷实户”、“停塌户”以及“社长知房”的乘“饥”搜刮。作者 还有意把饥民和富户在旱灾中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
　　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 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显然，作者要让人们看到，江西人民的灾难，天灾只是诱因，根源在于人祸。正是人对人的剥削，造成了饿殍“填街卧巷”、小民“鬻妻卖子”的惨剧。当然，刘时中过分讴歌“秉心仁恕”的高监司，把“恤 老怜贫”、“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但是，他透过 现象，看到本质，质朴而又酣畅地揭露社会的不平，这实在难能可贵。 在元代后期，许多散曲作者越来越脱离现实，或是徜徉山水，或是沉湎 酒色，所写的作品，多数内容贫乏、调子委靡。刘时中却直接描写人民 的生活，尖锐地揭露社会弊端，显得有血有肉，热气蒸腾。这套曲之所 以值得重视，绝非因为它是散曲中最长的一首，而是因为它写得鞭辟入 里，具有较高思想价值。
　　《上高监司》第二首，则以揭露元代钞法积弊为主题。作者指出，
　　当时一些“买卖人”和官吏勾结。“这一个图小倒，那一个荀俸禄，把 官钱视同己物”；有些人从中舞弊，发了大财，“一家家倾银注玉多豪 富，一个个烹羊挟妓夸风度”，“受用尽人间福”。作者认为，钞法是 “黎民命脉”，积弊不除，便会“坏尽今时务”。他痛骂那些钞法的破 坏者，说他们是“向库中钻刺真强盗”，建议高监司对扰乱金融的人严 刑峻法，认为“法则有准使民服，期于无刑佐皇图”。作者不可能知道， 钞法的混乱是封建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但他的散曲具有帮助人们认识 元代社会的价值。《上高监司》两套曲，揭露社会的重点虽有不同，而 作者认为人祸是罪恶的渊薮，这一思想，却始终贯串在两曲之中。刘时 中看到封建社会有一层人胡作非为，看到吏治的腐败，这在客观上使读 者看到了元代社会腐烂的躯体，看到“奸蠹”们如何吮吸人民的膏血。
　　《上高监司》语言朴实无华，作者以赋的手法，铺陈己见。刘熙载 说：“词如诗，曲如赋，赋可以补诗不足者也。”（《艺概·词曲概》） 这段话，主要是说词与曲的关系，但也指出曲具有赋的艺术特点。赋， 就是铺陈。由于曲可以大量加插衬字，有利于作家连贯地联结意象，酣 畅地直抒胸臆，而不像诗或词那样形象跳跃，要借助读者的想象领会意旨。尤其曲的套数，“可以任我铺排。”（同上）不过，我国文坛经常 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对立的文体互相转化。例如，散文会向 韵文转化，成为骈文；凝炼的诗也会向散文转化，成为类似散文的诗。 散曲的特点，本在于“散”，初期散曲作家正是以其俚俗流畅铺陈透彻 的写法饮誉文坛，而与南宋词坛工巧典雅的格调鲜明对立。不过，到元 后期，散曲却词化了。许多散曲作者追求婉丽蕴藉，作品写得像挂着曲 牌的词。请看张可久的《湖上》：“二客同游过虎溪，一径无尘穿翠微； 寸心流水知，小窗明月归。”如果抽掉[越调·凭栏人]的曲牌，它与词 又有什么两样？真是“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在曲向词 转化，被吹回到词的老路的时候，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却以大量生活 口语入曲；铺陈跳挞，议论透辟，以说贴体写曲。既坚持散曲俚与散的 格调，在形式上又有所创新，这些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选自黄天骥：《深浅集》，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