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中唐诗余话

《唐诗品汇》以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计 95 年，选诗 125 家。以开元至 大历初为盛唐，计 53 年，选诗 86 家。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亦 53 年，选诗 154 家。以开成至五代为晚唐，计 70 年，选诗 81 家。从这个表中就可以 看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 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 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50 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 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尽管在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方面，中唐时期比 不上开元、天宝之盛。在这一段时期中，军人跋扈，宦官弄权，李唐政权确 已开始了衰败的契机，但诗和其他文学却不能说是由盛入衰的时期。我选盛 唐诗人 16 家，觉得已无可多选，因为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我选中唐诗人25 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 53 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 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严羽作《沧浪诗话》，首先推宗盛唐，贬低中唐。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 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 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 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 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 非第一义也。 　　我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 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这是一篇盛气凌人的文章，居然先发制人，谁要是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不懂诗的人。他这篇《诗辨》，享有几百年的权威，后世诗家及文学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诗，好像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诗人了。 至于盛唐诗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实的理论，而以“以禅喻诗” 的唯心论方法来摇惑浅学之徒。禅宗佛学，标举一个“悟”字，否定研究经 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体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时得道。但悟有 两派，一派主张顿悟，属临济宗（派）；一派主张渐悟。属曹洞宗。严羽以 为汉、魏的诗，至高无上，连“悟”都不需要。好像说：汉魏诗人，随时随 地，抓起笔来，立即写成好诗。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得力于“透彻之悟”， 亦即是顿悟，属于临济宗的门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诗。大历以后的诗人，仅 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门下的小乘禅，只是第二流的诗。至 于晚唐诗，便是不入流的东西了。这便是严羽推崇盛唐诗的理论依据。 　　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彻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 严羽也没有正面的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他说： 　　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 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 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 人之诗也。 　　这里三段文字，三个论点。第一段主意是说：诗不从学力中来，亦不从 理智中来。但接下去却又说：如果不多读书，多穷理，就不能极其至。极其 至，就是达到最高阶段。最高阶段，就是“悟”。由此可知，他所谓“悟”， 是以读书穷理为平时修养的基础。由此而获得“妙悟”，写出诗来，没有书 本知识和理智思考的痕迹。 　　第二段是用四个具体形象来比喻上文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 里所谓“兴趣”，就是指盛唐诗人的“妙悟”。 　　第三段是批评“近代”诗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就不免露出了“言 筌”和“理路”的痕迹。 　　如果妙悟仍然要从多读书、多穷理得到，这个悟字已经和禅宗的悟有些 距离，至少已落下乘的渐悟。看来严羽所谓妙悟，即是明清诗家所谓性灵， 也就是梁启超所谓“因斯披里纯”，现代所谓灵感。读书穷理是诗创作的修 养基础，但诗决不能直接从书本知识和理性认识中产生，而是要从一时灵感 的触发中产生。妙悟、兴趣或灵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别趣。他所谓“近 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只是 文字的功夫、学识和思想，而没有灵感。因此，这种诗就显得呆板凝滞，而 “涉理路，落言筌”了。这一节话是针对江西派诗人而言的。 　　如果这样理解严羽之所谓妙悟，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不是唯心论的观点。不过这样的悟法已不是禅宗的悟。他用禅宗的术语来比 喻诗法，没有考虑到各方出发点的不同，这是比喻错了。既说“非关书也， 非关理也”，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就是他的矛盾。 禅宗并不主张多读经、多穷理才能悟入。 　　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因为盛唐诗人有兴趣，善妙悟；而大历至晚唐诗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这些诗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这个观点是 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有二点错误。第一，这是文学退化 论。中唐以后的诗，都不及盛唐诗，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国文学 史，《诗经》、《楚辞》以后，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第二，把妙悟用 于各体各类的诗。妙悟、兴趣、或灵感，只能作为鉴赏一部分抒情诗的标准。 至于咏怀、咏史之类的诗，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新乐府诗、叙事诗，我 们鉴赏这些诗，正是要体会作者的学识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 者也不可能因一时的妙悟或兴趣触发而写这种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 “三吏”、“三别”，高适的《燕歌行》，可以体会到多少妙悟的效果？ 　　严羽的妙语论，尽管明清诗家改用比较具体的“性灵”、“神韵”等名 词，但并不用来作为鉴赏诗的唯一标准。惟有他的独尊盛唐的观点，却仍然 为明、清以来诗论家所承袭，不过所举理由各有不同。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 中唐所以一反而敛也。初唐人承隋之余，前花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 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 其致迥然远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 于律，自有所由来矣。 这是明代陆时雍《诗镜》中的话。他为盛唐诗与中唐诗作比较。 　　第一节 说盛唐诗的风格在铺张，中唐诗的风格在收敛。第二节说盛唐诗如绮绣秾华，中唐诗如冰纨素淡。这两点是对中唐诗作较高的评价。但第三节提出中唐诗 的缺点，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声气降。这样，又把中唐诗贬低 了，仍然是严羽的论调：中唐不如盛唐。最后，他又指出：中唐诗因为有以 上种种缺点，所以中唐诗人不长于作古诗而长于作律诗。这个观点，却犯了 逻辑错误。他给人的体会，好像种种缺点都表现在中唐诗人所作古诗中，而 律诗则为中唐诗的特长，没有这些缺点。 　　律诗虽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诗人所作多为五言律诗。只有杜甫 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诗。中唐是七言律诗大发展时期，故中唐诗人多作七言律 诗。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始兴到繁荣的过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现象，并不 是由于中唐诗人的才情不适宜作古诗。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 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荡，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 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 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是清乾隆时人何文焕的话，见于《唐律消夏录》。他专论中、晚唐五 　　言律诗。第一节是贬词。但我以为这一节话仅适用于晚唐五言律诗。中唐诗 人所作，还不至如此。第二节是褒语。我以为仅适用于中唐五言律诗。晚唐 诗人所作，还够不到这个好评。最后的论断所指两个优缺点也不能以整个时 代来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诗亦有词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诗亦有瑕 瑜不掩的。综观全篇论点，岂不还是严羽的盛唐最好论？ 　　此外，还有许多诗话中评论唐诗，或者论古诗，或者论绝句，总的倾向，几乎都说中、晚唐诗不如盛唐。这个几百年来盲目继承的论调，我以为必须 纠正，中唐诗的冤案，必须平反。 　　中唐诗分前后二期。大历至贞元为前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古诗及律诗，都是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延续。韦应物、刘长卿的五言诗，并不比王、 孟逊色。七言律诗是杜甫的继承，在杜甫的格调上有新的发展。虽然由于诗 人的才情不如杜甫，故没有杜甫那样沉郁深刻的作品。但题材内容有所扩大， 作者愈多，毕竟还是七言律诗的盛世。绝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韩 翃所作，未必亚于王昌龄。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为绝句开辟了新 的领域，亦盛唐所未有。 　　贞元至长庆为后期。这是唐诗的大转变时期。王维、孟浩然变而为孟郊、贾岛。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变而为韩愈。白居易、元稹继承杜甫的新乐府， 给它正名定分，并建设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诗的任务在讽喻时政，诗的创作 方法要大众化。这种对文艺的积极的认识，又不是盛唐诗人所能想象的。此 外，张祜的绝句，饶有兴趣；李贺的歌诗，幽怪秾丽而体格高古，也都胜过 盛唐。 　　以上许多随便举出的例子，已足够显示中唐诗的丰富多彩怎么能说它们 是唐诗由盛入衰的现象呢？ 　　1985 年 1 月 15 日 　　（选自《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