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



　　鲁迅推崇《儒林外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同时又感叹 “五四”运动以来，《儒林外史》的伟大没有人懂。建国后，人们初步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林外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在 1954 年纪念吴敬梓 逝世二百周年的日子里所发表的一批重要的论文。不幸的是，不久，《儒林 外史》研究工作受到了文学、政治理论等领域里“左”的影响。发展到“文 化大革命”，极“左”路线也曾影响到《儒林外史》评论，借以丑化知识分 子，否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政策，那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四十多年前，鲁迅关于《儒林外史》的伟大没有人懂的感叹，仍然在我 们的耳畔回响着。而要科学地认识《儒林外史》的伟大，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肃清“左”的流毒。这里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本文只能就主题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儒林外史》究竟是儒林的丑史，还是儒林的痛史？一代文人是厄运的 受害者，还是厄运的制造者？小说批判的锋芒是指向遭受厄运的一代文人， 还是指向厄运的制造者？这是怎样确定小说的基本倾向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有不少评论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揭露儒林群丑，有的至今 还认为“《外史》是一幅‘儒林百丑图’长卷”。然而，这种看法并不符合 小说实际。
　　第一回回目大书“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提示的全书的主旨大义是什么呢？打开第一回，迎面便刮起一阵可怕的怪风，传来一声惊心动魂的 呼喊：“一代文人有厄！”这就是作者对全书主题思想的提示，并且确定了 对一代文人遭遇厄运的基本态度是同情，一代文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厄运的 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全书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客观 意义，比这一提示自然还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它怵目惊心地展示了巨大 深重的厄运笼罩着一代文人：他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智能被破坏了，道德被 腐蚀了；却仍然保留着一些令人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质。

　　一 思想被禁锢

　　《儒林外史》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的末世，一代文人的思想被禁锢，普遍 地陷于保守甚至到了僵硬的地步。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的族类的特征”。思想，就其本性来说，应该是自由的，除了受客观物质世界的制约和检验以外，不应当再有 其他的束缚。文人就其工作的特点来说，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一旦思想停 滞不前，便愈来愈僵化。封建社会从制度上说，不是一个自由思想的社会。 中国自秦以来，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严格的专 制制度，从来就缺乏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也缺少自由思想的传统。这是就 总体说的。如果具体分析封建社会的兴起、鼎盛、衰落等不同时期，情况还 是很有差异的。汉唐时代许多文人具有毫不拘忌地汲取外国新鲜事物的广阔 视野和宏放气魄。李唐以前的许多统治者虽然尊儒家为正统，但是对释道两 家“兼容并包”，允许儒生出入佛老，也还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那样的 普遍而严酷的思想禁锢。宋朝形成了理学，明初制定了八股，又大兴文字 狱┅┅清朝进入封建末世，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把仅有的一点思想自由剥夺殆尽。《儒林外史》虽然借用明朝年号，写的却是 18 世纪上半期的清朝，真 实地再现了思想普遍地保守、停滞以至僵化的封建末世的典型环境。
　　封建思想也曾有过生气勃勃的时候，那时候它并不被人们当作宗教教条 来供奉。而到了《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时代，便成为宗教教条，必须绝对地 盲从，不准认识和讨论。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制度化了。八股文专以四书 五经命题，要求代圣人立言，必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又规定只能依朱熹 的注疏解释，“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不准有任何独立的思考。《儒林外 史》中形形色色的儒生几乎都丧失了人类的“自由的意识活动”。马纯上连 给八股文做批语，也总是摘取《朱子语类》和朱熹作的《四书或问》的话， 不敢稍稍有所逾越。他说：“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 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思想 的保守和神经的衰弱到了何等的地步！
　　商品社会里必然出现商品拜物教。八股社会里也会出现八股拜物教。八 股拜物教是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的极端表现。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 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 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 邪魔外道！”八股文本来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的思想的僵硬模式，却被神化 为点金术那样的魔术了。马二先生劝匡超人说：“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 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八股）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 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八股文章居然有疗饥止痛的奇效！这哪里是 对某一种学术的信服？已经是把物神化得宗教迷狂了。
　　对八股的顶礼膜拜必然最后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马二先生见到有前朝皇帝的御书，就“吓了一跳”，即使正当他游览山水之际，即 使周围并无一人，他也还是“恭恭敬敬”地“扬尘舞蹈”。对八股的迷信， 又招来了对其他超人间力量的迷信。周进、梅玖等迷信梦兆；荀玖、王惠等 迷信扶乩；马纯上则热中于求签问仙。用马克思的话说，这都是“丧失了自 己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表现①，都是思想僵化的结果。
　　在封建末世，思想上的保守僵化远远不限于八股信徒，而是一代文人普遍的时代病。第一回在发出“一代文人有厄”的警报的同时，接着又指出： “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作者美化王冕、虞育德、庄绍 光、迟衡山等是维持文运的“真儒”“贤人”。但是，吴敬梓毕竟是清醒的 现实主义作家，随着情节遵循生活的逻辑而发展，作者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真 儒们的失败。而且，形象大于思想。从形象的客观意义来看，这一伙星君不 但未能维持文运，甚至连自己也未能逃脱笼罩一代文人的厄运。真儒们把“以 仁义服人”作为施政的纲领，把“礼乐兵农”作为安民强国的经纶，把“文 行出处”当作抵制功名富贵的法宝。他们生活在 18 世纪，却只知道简单地照 搬千百年前书本上的一套处方。这种对古代的拙劣的模拟，不也是思想保守 僵化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吗？庄绍光明明知道“我道不行”，决定不去做官， 却又囿于“君臣之礼傲不得”，千里迢迢专程到京城，并细细做了十策献给 朝廷。结果自然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真儒们身上的迂腐拘执，并不下于八 股信徒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 页。

　　二 智能被败坏

　　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至上，知识不过是权力的奴婢。专制统治者把愚民 作为基本政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满足于世代沿袭的狭隘经验，并不需 要多少科学技术。从社会制度来看，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并没有多少价值和尊 严。当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发展阶段时，曾经出现过不少胸中千策、笔下万言、 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智能之士。而其中重要的则是直接间接有利于巩固王 权的人才。到了封建末世，八股科举与以往的取士制度不同，把锢蔽天下文 明置于选拔国家才俊之上。《儒林外史》真实地描写了一代文人的智能普遍 被败坏的凄清局面，揭露了社会性的人才危机。
　　智能的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的极度贫乏上。 奉旨衡文的周御史对考生郑重强调：“当今天子重（八股）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一声令下，公差们把要求面试诗词歌赋的考生，“一路跟头， 叉到大门外”。这不是周御史个人的好恶，而是朝廷的政策。把八股以外的 几乎一切有用的学问，包括封建盛世汉唐时期的文化在内，一概看作是“杂 览”“杂学”，一概不准学，不准讨论，使“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①。八 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又不断制造着蠢笨。八股士子的知识贫乏发展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主持一省学政的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今人还是古人。被称为“文 章山头”的马纯上，完全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的名字。匡超人不 知道“先儒”的语义是指“已经去世之儒者”，而自称“先儒”。他们连起 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就是“经史上的学问”，也贫乏得可怜。高翰林竟然 不知道儒家经典中曾写到了同时代人。张静斋、范进等作为明朝举人，却胡 说刘基是洪武三年中的进士。其实，刘基是元朝进士，入明时，就任要职。 他参与制定的科举条式，在洪武十七年才颁布。又怎么可能有洪武三年的八 股进士？张静斋等八股信徒居然连八股在何时由何人制定也不知道，岂不是 数典忘祖？
　　中华民族与外族的文化联系早在上古就有了。随着民族交往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儒林外史》所描写的 18 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的时 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 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而八 股科举制度则在文化上闭关锁国，甚至比清廷的对外贸易更狭隘更严密。康 有为指出：“翰苑清才，┅┅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 不知何语矣！”《儒林外史》写了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唯有匡超人讲到了外 国。他说：“惟有小弟的（八股文）选本，外国都有的！”夜郎自大中暴露 了对外国的彻底的无知。
　　不仅是八股士子，就是“雍容尔雅”的名士领袖——娄三娄四公子，也 错把元人的诗当作是今人的创作，也一样空疏浅陋。西湖的一大群名士，整 天约诗会、刻诗选、分韵赋诗，“高踞诗坛”，实际上常常把八股文的陈词 “且夫”“尝谓”等和八股文批语中的滥调都塞了进去，散发着八股的腐酸 味。号称名士，却不解诗歌为何物。

　　① 见《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第 2 册。
　　② 见《共产党宣言》。

　　封建末世的知识界，不仅知识贫乏，而且一味死读书，空疏迂阔，完全不能“经世致用”。学术一旦远离实际，便从根本上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 略早于吴敬梓的思想家颜元就曾尖锐地批判当时死读书风气的严重危害，指 出死读书的认识根源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于是，“读 书愈多愈惑，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八股文章的程式、体裁、语言、字数都有死板的规定。要求代圣人立言， 不准触及任何实际问题。小说描写了鲁小姐等人学习八股文的方法：“五六 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八股） 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明朝八股名家）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 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最后，把八股“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 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成了两脚书橱。八股文也讲技巧。马 纯上作为八股选家，随便拿起一篇文章，就可以讲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 之法。士子们则在八股文上“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其实都是形式主 义的拙劣的文字游戏。小说还广泛地描写了广东院试、南京贡院乡试和国子 监考试、绍兴院试、安庆察院等考场。考场里放炮摆香案，请伏魔大帝等进 场镇压、巡场。阴风飒飒，鬼魂跟着烧着的纸钱在旗下乱滚。公差们如狼如 虎，考生们先被“解怀脱脚，认真搜检”，视同罪犯。“这举业二字原是个 无凭的”，同一篇文章一会儿是不知所云，一会儿又成了天地至文，全凭考 官的好恶。而试官却又昏庸愚昧。被吹嘘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 实际上是折腾儒生，销磨人才的大弊政。
　　人才的培养，在智能方面，就是要全面地发展大脑功能，造成能够从事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智力结构。封建教育理论却把人的大脑仅仅看作是“储存 书本的仓库”。主张记得愈多，学问愈大，造成大脑功能的严重不平衡。《儒 林外史》生动形象地揭露八股举业对智能的破坏更加严重。从学习到考试， 从内容到形式，处处“禁锢智慧”“昏人神志”，记忆淹没了一切。创造性 的想象原应是大脑的主要功能，如今却丧失殆尽。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腐儒的形象，智能结构遭受破坏，一个个都是“烂忠厚无用”、“不中用的货”。倪霜峰缠陷于科举罗网 37 年，追悔莫及地说： “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八股科 举使“三百万可用之精力”，陷在“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的绝 境之中①。不仅是八股士子，而且整个知识界也是在“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
　　（颜元语）。《儒林外史》中真儒们把祭祀泰伯祠作为“经世致用”的第一桩大事。作者记叙了祭祀大典的全过程，描写了仿古的全部礼乐、舞、祭器。 真儒们重视的这些“经史上的大学问”，都是些铜绿斑斓的古董，本可以送 进博物馆去陈列，也可以作为古代文物去研究，而现在却企图借用二千年前 的祭祀仪式来匡救当代政教。岂不是泥古不化的大笑话！
　　自八股科举施行以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八股科举等思想文化方 面的专制政策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 无才，将相无才。”连康熙皇帝也深感“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曾一度下 令“将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是，禁锢智慧，制造蠢笨，是维持动摇中的 专制统治的需要，比帝王个人的意愿更有力量。而从根本上说，封建末世停 滞的社会生活早就决定了学术和科学的停滞。但丁《神曲》赞美人的才智， 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而历史要求吴敬梓的却是揭露智能的被败坏。

　　① 见《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第 2 册。

　　三 道德被腐蚀

　　小说在“说楔子敷陈大义”时明白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所以不好，是因 为“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其中强调的 是品行，即道德的被腐蚀。这是文人厄运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人编的《六韬》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用 功名利禄，即封建特权作诱饵，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为君王所用。 这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反映了封建社会作为等级制社会的特点。封建 统治者有不少取士制度，有些能督促文人讲求文行出处等道德修养。而八股 科举却是腐朽、丑恶、愚蠢的取士制度，只能促使文人道德的败坏。《儒林 外史》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一代文人道德败坏的根本原 因。封建社会进入末世，封建道德便日益瓦解，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则起 了十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吴敬梓揭露儒林中确实有一部分丑类。他们为非作歹，危害善良，已成 为社会的蟊贼；廉耻丧尽，灵魂霉烂，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些丑类， 作者给以愤怒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
　　秀才王德王仁满嘴高调：“我们读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实际上贪图不义之财，卑劣地用重病垂危的妹妹的正妻身份作交易，不知人间还 有羞耻二字。
　　贡生严致中不学无术，借着贡生的资格，凭持与官府的交往，巧取豪夺，恶行多端，完全成了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 进士出身的王惠到南昌任太守，特地“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用的是头号的板子”，“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是一个凶狠毒辣的贪官酷吏。 高要县知县汤奉与举人张静斋狼狈为奸，为了“指日升迁”，草菅人命，用酷刑活活枷死回民老师傅，用鲜血染红了顶子。
　　匡超人原是纯朴的农家子弟，由于吞食了八股功名的钓饵，蜕化变质为 无耻文人。吹牛撒谎，以怨报德，假造文书，代作“枪手”，停妻再娶，恶 行多端。这一堕落的全过程，怵目惊心地表现了八股功名在道德上的可怕的 腐蚀力。
　　《儒林外史》描写了功名富贵的颓风席卷儒林，很多文人“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的现象，从而深刻地揭露了道德上被腐蚀的广泛性。 老童生周进、范进考了几十年，把青春和精力全都葬送在毫无意义的八
　　股科举中了。名缰利索把他们捆绑得似乞似囚，科举功名把他们愚弄得如痴 如狂。周进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当他见到贡院的号板时，眼里酸酸的， 愧悔自怨而又死不甘心，用头猛撞号板哭昏了过去。范进考了 34 年，也失望了 34 年，突然间中举的消息传来，脆弱麻木的心灵经受不住意外的大惊喜， 一笑而疯。他们受尽了人间的白眼和屈辱，连日常应对进退中最起码的人格 尊严也被剥夺净尽。自尊心受到了肆意的践踏，自卑感已经浓重到万劫不复 的地步。哪里还谈得上文行出处呢？
　　小说展现了一批又一批名士的画像。他们“都是不讲八股的”，却不是 出于鄙视功名富贵，而是用不讲八股，换取名士的桂冠，走终南捷径。他们 邀集诗会，拈题分韵，编刻诗选，招摇过市，博得达官贵人的青睐。小说写赵雪斋“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见 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下来， 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而当赵名士的轿子来到失势的世家子弟 门口时，也就叫人“不由的不怕”，起了“帮门户”的作用。官轿附庸着诗 名的风雅，诗名假借着官轿的威势。这些名士的功名富贵的欲念刮骨难销。 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有王冕等“把功名看破”的高风亮节，也不可能像荆元 等市井奇人那样，“把衣冠蝉蜕”，过着“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生 活。他们只能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取笑者”。
　　典型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比作者在楔子里所提示的“把文行出处都 看得轻了”要丰富得多。文人们道德的堕落，也表现在人性的泯灭。
　　人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常的用法，是指人类本质所应该具有的肯 定的特性。与它相对立的概念是“兽性”、“非人性”，或者“人性的异化”。 封建专制制度要磨灭人性，把人变成唯命是听的奴才，八股科举在其中起了 恶劣的作用。
　　穷秀才王玉辉在八股文墨中浸染三十年。女儿要绝食而死以殉丈夫，她 的公婆和母亲“惊得泪下如雨”，百般劝导未成，为之“伤心惨目，痛入心 脾”。这些正常的人性衬托着王玉辉的人性的泯灭。他竟然怂恿女儿去死。 在等候女儿活活饿死的信息时，居然保持着心情的绝对平静，“依旧看书写 字”。女儿死后，他还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
　　八股颓风深入闺阁，鲁编修的小姐也成了功名心切的“禄蠹”。少女的爱情原来是热烈而温柔的，与死板僵冷的八股，格格不入。当鲁小姐沉湎于 八股文时，她的爱情也就枯槁僵硬了。新婚燕尔，新郎拉着她吟哦诗词，却 激起她由八股制度养成的本能的反感，揣摩着一个代圣人立言的题目：“身 修而后家齐”。次日，就用这题目来难新郎。这就是八股才女的“爱情”的 语言！苏小妹难新郎，测试的是新郎的才智和爱情。“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要求新郎的却是八股的愚蠢和功名欲。后来，鲁小姐又每天拘着四岁的儿子 讲四书，读八股，砍伐儿童的天真烂漫。

　　四 是儒林丑史，还是儒林痛史？

　　《儒林外史》为一代文人请命，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因 此，既写了八股功名对广大士子的腐蚀，又不把他们写成是群丑，而把被腐 蚀的程度定在“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这一界线上。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还是都丧尽了，就是《儒林外史》中是不是反面人物的分界线。小说对广大 士子在讽刺其“把文行出处看轻了”的同时，又描写他们虽然在长期腐蚀和 百般折磨下，仍然在心灵上保持着一些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格，明 确地显示他们并不是什么丑类。
　　马纯上一出场为了替朋友销钦赃，把自己全部存银慷慨倾囊。小说热烈 地赞美他，“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并在回目上 大书“马纯上仗义疏财”。马纯上忠实直率，可以亲近。他劝导匡超人、蘧 公孙讲究八股，效果上是把朋友引入歧途，主观上却是一片诚心为朋友。他 的劝导只是限于在八股上下功夫，匡超人堕落后的胡作非为是不应该由他来 负责的。马纯上虽然知道洪憨仙是江湖骗子，但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他一些好 处，还是不顾洪憨仙已经破败，诚心给他送丧，还资助其子女回乡，这正是他的厚道之处。马纯上是八股文选家，后来竟然被推荐为祭祀泰伯大典的“三 献”。这一明显的破格，表示“真儒”们对他的尊敬，主要是对他的品行的 尊敬。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把程朱理学“教养题目里的词藻”当了真， 竟然赞成女儿自杀殉夫。礼教之毒，深入骨髓。但是他并不是人肉筵席上的 食客。女儿殉节出于她的自愿，王玉辉并没有强人所难。而且他随即又对女 儿之死感到深切的哀痛。当合县绅衿在明伦堂上祝贺“他生这样好女儿，为 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说明他始终无意 借女儿的尸体为自己图谋名利。此外，他的迂拙、忠厚、清贫自甘，都是值 得同情的。
　　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一个老童生，受尽人间的白眼和嘲弄。一旦考 中进士，钦点学道，却还真心真意地想到：自己在这里面吃苦久了，不可屈 了真才。当他看到有的童生“面黄饥瘦，花白胡须，衣衫朽烂”，“冻得乞 乞缩缩”时，就对照自己身上的“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在眼前的老童生 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虽然非亲非故，却产生了由衷的同情。考试之 前，鼓励老童生打破自卑感，不要被三十多年科场失利的纪录压倒。考试完 毕，周进亲自把考卷“用心用意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初读时虽然感到一塌 糊涂，不知所云，却没有就此丢开。还是一心“可怜他苦志”。小说细腻地 描写了周进关怀科场失意人的同情心，是动人的。过去的评论大都认为第三 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是为了暴露八股考试毫无准则，全凭试官的好恶， 并讽刺周进不懂文章的好坏。其实，这只讲到了内容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 面是，肯定了周学道对老童生的真切的同情心。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结合的。 周进虽然深受八股之毒，却仍然想选拔真才，仍然同情失意的老童生，这就 写出了周进还不是文行出处都丧尽了的丑类。周进虽然有同情心，却仍然只 能选拔庸才，这就揭露了祸害的根源在于八股制度。
　　作者崇敬的名士是王冕一流把功名看破，把衣冠蝉蜕的人物。他讽刺封建末世的名士大多纠缠于功名富贵之间，讽刺常常是辛辣的、锐利的。但是， 在讽刺中又有所同情，对其人也有所肯定，并没有写成是群丑或反面人物。 杜慎卿等莫愁湖名士曾召集阖城旦角，每人做一出戏，评选色艺双笔者， 定梨园榜。有些评论把这事看作同嫖妓一般，痛骂杜慎卿等“荒淫、下流、 无耻”。可是，以“色艺双绝”作为评选旦角的标准，有什么可厚非的呢？ 作者把整个评选过程作为一次风流胜会来写，写正面人物鲍廷玺等人的赞 同，写围观的人“一个个齐声喝采”，写影响所及，“名震江南”。笔调中 并没有讥讽和嘲笑。《儒林外史》写李巡抚向朝廷荐举贤才，强调的是“品 行端醇”。从封建正统观点看来，定梨园榜这类事直接与“品行端醇”相抵 触，非但不能使终南捷径畅通，反而会成为障碍。这一类风流韵事是以城市 戏剧繁荣为前提的，有一些新的特点，与历史上的名士韵事也有所不同。这在客观上不失为对考察举荐名士的一次小小的嘲弄。 最近还有评论说，杨执中“是个只知‘嫖赌吃穿’，品质恶劣的家伙”。
　　这又是不符合实际的。 杨执中是一个穷儒。性格的主要特点是正直和书呆子气。他乡试十六七次，名落孙山。垂老得一个教官职位，因为不愿去“递手本、行庭参”，辞 官不就。“穷极的人”还保有几分带书呆子气的正直哩。众乡邻都认为他“为 人忠直不过”，盐店店东因此“让他管总”。“他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闹。”亏空了七百两银子，被诬告为“嫖赌吃穿，侵用成本七百余两”， 因而入狱。事实，完全是由于杨执中的书呆子气，“一店里都称呼他是个‘老 阿呆’。”我们今天怎么能照抄状纸上诬告的罪名作为评论形象的结论呢？ 杨执中“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除夕晚上，没有柴米。守钱 奴企图趋机压价收购他一个心爱的古香炉。他断然拒绝，“和老妻两个，点 了一支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以后，每当没有米下锅，就摩弄香炉，消遣日子。这样安于清贫的书呆子气，不是也有些可爱吗？ 杨执中被娄中堂公子救援出狱，既没想到去感谢，更不知道去攀附。后来，娄公子第三次登门拜访，杨执中虽然十分钦敬，却也还未见有奴颜媚态。 他的书斋“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 不忍相别”。如果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吴敬梓大概不会把这一分雅趣赋予 他吧？
　　他向娄公子推荐权勿用的才能，虚言浮辞，言过其实。但是，权勿用既 不是“地棍”，杨的荐举也不是骗局。当时，娄公子急于模仿古代春申君信 陵君，求贤若渴，经过接二连三的误会和巧合，杨执中这个老阿呆，居然成 了“品高德重”的隐士，那是富有讽刺喜剧意味的。其典型意义在于讽刺对 古代求贤的笨拙的模仿，而不在于把杨执中写成一个坏人。
　　有些评论认定权勿用“是个奸拐霸占僧尼”的“地棍”。这是连小说也没有看完、就急于判断的“评论”。第五十四回明白交代，这个罪名“是他 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后来这件官事也昭雪了”。如果权勿用真是地棍恶 霸，他大概不会这样穷，模仿古代名士也不会这样笨拙。权勿用考了三十多 年没有中，成了“一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空”， 被八股科举逼得走投无路。后来听信杨执中的话，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 高人”。他没有学问，只能从穿着上、姿态上去模仿。他去拜会贵家公子时， “衣服也不换一件”，依然穿着一身白的孝服，“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 在城里“一味横着膀子乱撞”，冲撞了官员，还“不服气，向着官指手画脚 的乱吵”。小说着重刻画和讽刺他对古代名士的拙劣的模仿，写他的“怪模 怪样”，写他“可笑的紧”，而不是“可恶的紧”。就这样还是招来了学里 秀才的忌恨，先是百般诋毁他，后来到官里诬告他。秀才们连这样一个对古 代名士的可笑的模仿者也不能容忍。
　　要科学地评价《儒林外史》的主题，就要摆脱“左”倾思潮的影响，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为数众多的，可笑又复可怜的儒林小人物和厄运的受害 者。他们中了毒还没有觉悟，放了毒却不是有意害人。小说把他们写成是厄 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写成群丑。在进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倾注着深切的同 情。这样，批判的锋芒就通过个人指向了社会，透过现象指向了本质。
　　楔子里提出的警报在小说的结尾得到了呼应，以深刻的绝望概括了一代 文人的深重的厄运：纵观儒林，看不到“才俊”和“贤人”，“论出处，不 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是奢华，不足 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 所以那些大户大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 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 考校”。从《诗经》、《离骚》开始，怀才不遇的题材和呼吁，贯穿着几千 年的文学史，可是，以往的作品常常把它写成是人才的个人遭际问题。在中 国文学史上吴敬梓是第一个用一系列足以构成体系的形象，把人才的销磨作为社会性的危机提出来的。 清初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颜元等都已认识到八股科举广泛地败坏人才，已经关系到社会的兴衰。颜元在《习斋记余》中说：“学术者，人才之 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 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18 世纪以来的历史逐渐清楚地表 明：知识分子的灾难，常常是民族灾难的一种预告；人才的社会危机，常常 是社会制度的危机的一种征兆。《儒林外史》通过一系列读书人的形象，发 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警报，在客观意义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制度已陷于 无法摆脱的危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预告了封建社会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